多篇下饭文，各位慢品
浩浩举迁壮哉大别——“湖广填四川”那是一条延走了六百多年的悲壮乡情路：回望大别山，泣别举水河，溯长江，穿三峡，踏蜀道……凄风苦雨，抛别故土，他乡繁衍。而那辈辈相传的追亲寻祖之念，更是至今绵绵无竟期！
3月11日至14日，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专委会主任、重庆湖广会馆修复领导小组组长何智亚率团赴湖北专题考察，探寻先祖足迹、搜集文物资料、丰富“湖广填四川”移民博物馆内涵。这次活动，引起了湖北方面的高度重视，湖北省委统战部、工商联作了周密的安排，有关市、县的党委、政府、政协、统战部、工商联热情接待，在移民原发地——麻城市歧亭古镇，乡民还燃放鞭炮迎接来自重庆的寻根人。记者随行，顺江而下，走荆楚故道，揽江汉平原，直抵史称中华“八大移民集散地”之一的麻城、孝感，探寻到“湖广填四川”源头的一些情况——认祖必称“麻城孝感”地处神州腹心，峰连鄂、豫、皖三省的湖北麻城、孝感两市，因其五关形胜、屏蔽江南、扼中原之咽喉，历来成兵家必争之地。而明清的大规模移民，麻城、孝感两地又是最早的赴川之地。
据《明太祖洪武实录》载，洪武6年（年），太仆丞梁野仙帖木尔上书：“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土膏腴，宜招集流亡屯田”。太祖“从之”。《麻城县志》也载，明洪武年间便开始向四川大批移民。近年麻城、孝感两市文物工作者所搜集的大量民间族谱、家谱，屡见“……世祖明洪武年间入川”的记载。重庆市文物工作者搜集的大量古籍资料和家谱也有不少对接。
有趣的是，历年到湖北寻宗问祖的人，大都言称祖籍是“湖广麻城孝感人”，专家认为，这虽有移民从众的倾向，但其中也不乏历史依据，麻城孝感的地理位置，的确处在移民集散的水陆要道。多年研究“湖广填四川”的何智亚副秘书长也证实，从目前已收集到家谱的记载，大都称祖籍来自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如江津幸氏族谱记载：“宋末年间，仲式祖由江西迁楚麻城孝感乡。因徐寿辉兵起，复自楚避乱入蜀，携祖妣王氏及三子寓江津笋里梅村幸家湾数年。见风俗淳美，山川壮丽，遂采三山而居”；江北县曹氏族谱记载：“初祖兴王公，湖北黄州府麻城人也，明洪武初入蜀，卜居於渝北跳石河”；新修《南川县志》“湖广移民，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南溪县志》“今蜀人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孝感乡”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孝感市台联会的鲁鋆，今年已86岁，多年研究“湖广填四川”。年即在重庆和其他同乡组织成立“孝感旅渝同乡会”，联络4百余人。鲁老近年多次接待四川、重庆各县市以及台湾等地来孝感认祖寻宗人士，都提到祖辈留下“祖籍湖广麻城孝感乡”的遗言，其中还有不少追溯至源头江西省。对此鲁老表示，根据他多年搜集研究，证实麻城孝感居民确实多自江西迁来。他说，据《湖北通志》记载，唐朝末年，瘟疫流行，麻城孝感一带人烟稀少，而临近湖北的江西人有大批到麻城、孝感定居，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并定居下来繁衍后代。
湖北民间一向流传着两句话，叫“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也是明证。四类迁徙人不绝乡情泪麻城市委办公室主任凌礼潮，也是多年研究“湖广填四川”问题的专家，最近著有《李氏祖籍考》。他认为历史上的湖广移民，有以下四类情况：一是逃避赋税自发移民，如明初皇帝报复藩王，导致江西赋税过重，农民不堪其苦，于是向临省又赋税相对较轻的麻城孝感迁移，此后又向无赋税的四川迁移；二是土著避移民而迁，如麻城孝感新迁移民势力壮大，当地土著屡受欺压，被迫迁移；三是政府组织、鼓励动迁。明末清初，随着四川连年战乱人口锐减，政府即组织大规模移民，并鼓励开荒，“插占为己，视为永业”，并免税10——20年，奖励耕牛、稻种，于是引发大规模移民；四是明玉珍、张献忠招兵入川。
据《湖北通志》和《孝感县志》记载，元朝末年，明玉珍在家乡（湖北应山县）举旗反元，应山、孝感、安陆、云梦等地农民投军数十万之多，元至正十八年，明玉珍统兵十万西征，经巫山入川，先后攻克重庆、璧山、铜梁、德阳、成都等地，后在重庆称帝，国号“夏”，明玉珍病逝后，其子明旻战败投降明朝，入川将士多流落重庆——成都沿途各县。另据许鼐《小腆纪年卷》记载，明崇祯十六年（年）4月，张献忠攻进麻城，一次征兵五万七千余人，别立“新营”入川征战，后大部军籍改民籍，兵败后，其将士也隐姓埋名，定居四川繁衍后代。如今的川渝人，据说80％为移民后代，而麻城孝感较之其他地方移民，人数最多。不管是“奉旨入川”，还是被迫迁徙，回望热土，谁不留下思亲情，抛洒思乡泪！“麻乡约”传递思亲情记者在麻城、孝感两市，阅读到不少描述民间邮政组织“麻乡约”的文章，麻城市干部凌礼潮对此也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麻城大批迁徙农户远离故土，思乡心切，每年推选不负众望者回乡探望，往返带送家信和两地土特产，以至于年年如此，相约成习，成为我国通信史上的一大创举，也为明朝中叶民信局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到清代咸丰中叶（年左右），“麻乡约”逐渐衍变为专业客运、货运、送信的民间帮派组织“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创立者陈洪义（又名陈鸿仁），重庆綦江县号坊乡陈家坝人，陈抬轿子、滑杆出生，为人讲信义，博得同行一致推崇。“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后业务不断扩大，在重庆、昆明等地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其业务不但近至西南三省的穷乡僻壤，还远至汉、沪、津、京、滇缅、滇越。清末明初，“麻乡约总行”设在重庆西二街口子上，外面招旗高悬，三开间的大门面，两边各为黑漆红面柜台，十分醒目气派。虽然随着历史进程，“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后来也消亡了，但由“麻乡约”带动的乡情传递，至今绵绵不绝。
记者黄家骢艰辛血泪迁徙路在麻城市歧亭古镇（过去属孝感乡）采访，记者见镇中民房多为石片垒砌，但飞檐翘角和窗棂雕饰，尚保留着明清的民居风格。特别是贯穿镇中的那条斑驳光滑的石板路，有的还带有“清康熙……年”的刻迹。麻城市党史地方史办公室副编审李敏认为，当年麻城的移民，大部分应是踏着这条石板小路，或乘船顺镇边的举水下长江，又上溯长江入三峡进川；或走陆路，顺“官道”驿站入川；或走山间小路，翻越“登天”蜀路栈道……移民的具体入川路线，还有待专家进一步考证，但数千里蜀道迁徙跋涉，先人们历经的艰险可想而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研究学者的文章屡屡提到，清朝第二次大规模移民，由于朝廷重视，“上谕”层出不穷，急如星火，又视招徕户数为官员提拔依据，导致各级循吏急功近利，求官心切，朝廷只问到川数字，下面便层层加码，于是暴力、捆绑、虐待以及沿途死伤枕藉情况不少，移民苦不堪言。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千里鄂川道，瘴气、酷阳、冻馁、寒夜、伤痛、倒毙……浩浩移民潮，或三五成伴，攀援于蚕丛山道，或官兵押解，跋涉于激流峡谷。至于川人爱缠头巾的习俗，民间老人的解释是，当年押解途中死人太多，经常头缠孝布，天长日久，便逐步演变成多用途的头巾了。
记者黄家骢
湖广填四川之孝感填川(选录)
三台县秋林驿--于天骄
跋涉千里：新四川人落地生根
麻城人的上川之路，虽不比广东、福建等地的客家人遥远，却也要溯长江，过三峡，踏蜀道，移民肩挑衣物，背携干粮，拖家带口，凭着一双脚板走到四川，个中辛酸自不必多说。麻城是这条上川之路的起点，今麻城歧亭古镇过去隶属孝感乡，镇中一条光滑的石板路，石板上“……年”的字迹还隐约可见。当年，这条石板路不知送走了多少背井离乡的移民。
移民由麻城中馆驿踏上迁徙之路，行30里到西馆驿，再走40里便是歧亭，经阳逻、黄陂到孝感，由孝感往西，经云梦、应城、京山、钟祥、荆门、当阳等中转站，便到了宜昌。宜昌是移民的第一道拦路虎，在此之前，道路以丘陵为主，路还不甚艰辛，过了宜昌，则尽是崇山峻岭，翻行不易。
历史上，行至宜昌的过客无不有着万千感慨，他们写道：“自宜昌直到川界，沿途两旁皆牛眠石，色青而光滑，路中亦少石板，且在万山之中，晴雨不时，遇雨则此蜀道难行矣”；“由宜昌到万县之旱道，山荒，石滑，路狭，站短，力贵，客苦人稀，店恶食粗。”在宜昌，移民须过郎水河与四渡河，遇到山水暴涨，水陡而急，自然无法过河；如想翻山越岭行至水浅处渡河，沿途山路又泥泞难行，万一失足，则跌入万丈悬崖，因此，侥幸过河的过客无不相互祝贺。宜昌的力夫(过去帮旅客背运行李的苦力)也跟别处不同，行李只挑八十斤，以十四两为一斤，说是八十斤，其实只有六十斤，每名力夫到万县一趟要价五千五百文、犒钱二百文、酒钱二百文，一分也不能少。无钱雇佣力夫的移民，担着行李在山路上一步步跋涉，有时遇雨，一困就是几日，只得在旅店里盘算着行囊里的盘缠，盼天转晴。
如果能侥幸从宜昌通行，过秭归、巫山、葵州、云阳、、广安、蓬溪、中江、新都，便到了成都，朝思暮想的四川就在脚下，移民一路走，一路观望：深山中是否还有未开垦的荒田？早年入蜀的乡人是否已安居乐业？而在四川土著眼中，这些风尘仆仆的过客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数十年来，蜀道上终日能见到一群群陌生的身影。这条迁徙路线，途径32地，行程大约余里，以每日走60里计算，大约要花去两个月甚至更久。
由水路入川，也须从中馆驿出发，经西馆驿、歧亭、阳逻，从阳逻溯江而上，由武昌、嘉鱼、城陵矶、监利、石首、荆州、松滋、宜昌、秭归、巴东、巫山、夔州、云阳、万县、忠州、丰都、涪陵、长寿直到重庆，行程大约余里。不过，走水路是逆流而上，遇到逆风，从宜昌到重庆就要两个月，时间漫长，路上开销又大，常常“一野蔬万钱难购”，且山峡水流湍急，遇上暗礁，则船覆人亡，不到万不得已，移民是不愿走水路的。
早在明朝初年，麻城人就背着包袱走向了四川，到了清代，又一批麻城人顺着祖先的足迹远道而来，长达两个王朝的迁徙给巴蜀送来了成千上万张新面孔，对四川而言，其影响与意义是勿庸置疑的：湖广人与外省移民和四川土著杂居、婚姻、融合，成为了“新四川人”的主体，湖广传统的民居、会馆建筑艺术也被带入了四川。清代大足、渠县、射洪、建宁、中江沿线皆有湖广会馆，一直延续到了成都，会馆修建在县、镇中心，中间是戏台，馆内雕刻着戏文、历史故事、历代圣贤，庞大的建筑群融入了历史、戏剧、宗教、儒学等诸多元素。上川之路，同样也是四川的“会馆之路”，不知道是否由于承载了移民太多感情的缘故。
孝感寻根：一个乡村的移民力量
究竟有多少移民经由“麻城之路”来到了四川，这是历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也是四川人口史上最为悬疑的一个谜团。今天，若你问一个四川人的祖籍，答案多是“麻城孝感”，在帝主庙，我问起邻座一位周姓老人的祖籍，他告诉我，他祖籍麻城孝感。其实，早在明清时期，这种现象就已在四川各州县滥觞，“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民国《南溪县志》的编修者最先发现了这一疑点：“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往始，多言麻城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之夥(音guo)……岂偌大之川南，仅为一孝感乡人殖民之地乎？”事实上，川东、川西、川北的移民一提祖籍，也必指向孝感。麻城孝感也由此与山西洪洞大槐树、山东枣庄、河北小兴州、苏州阊门外、江西瓦屑坝、福建宁化、广东南雄珠玑巷并称为中国八大寻根圣地。
孝感在移民史上意味着圣地，在地理学上，却是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历史上的麻城县分太平、仙居、亭川、孝感四乡，辖有里甲户籍(户为里，里又分10甲)，明初人口一直维持在9万左右。按照明朝人口增长率，到了成化八年(公元年)，麻城人口应为9.6万，而据《麻城县志》记载，此时麻城人口不增反降，只有7.2万。明代初年四川人口减少，即有孝感移民入川，但是，麻城充其量只有2.4万的迁出能力，这其中，来自孝感的就更少了。一个普通的乡村，哪里来这么大的人口迁出能力，在四川拥有如此广泛的后裔呢？
纷繁复杂的历史难以理清头绪，从地理学上却不难得到结论，从孝感的地理位置来看，在大量输出人口的同时，孝感其实是另一些移民的天堂。麻城位于大别山与长江之间，境内多高山丘陵，唯独孝感地处平原，土地肥沃。元末明初，江淮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战乱之中，西有陈友谅，中有朱元璋，东有张士诚，相互厮杀火并，江西等地的百姓为寻乐土，纷纷迁往孝感，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后，随即又随孝感人迁往了四川，他们的籍贯，也换成了孝感。今天，你在孝感问起谁的祖籍，绝大多数人的答案是江西，就像许多四川人都说祖籍孝感一样。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今天的重庆也有为数众多的孝感移民后裔，这些孝感人是一些有着赫赫武风的士兵。元代末年，随州(今属湖北)人明玉珍在重庆建立大夏政权，不少孝感人跟随明玉珍到了四川。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他们拖家带口，随着部队的脚步来到了重庆。频繁的战争带走了许多孝感士兵的生命，年，大夏国亡，侥幸活下来的孝感人留在了重庆，再也没有回到故土。
清代有些移民明明是由山东、浙江入川的，却也称自己是孝感人，究其原因，孝感人入川，历经几百年的打拼，家族逐渐庞大，人文荟萃，出了不少名人，如明代杨升庵、清朝尚书张鹏翮，清代移民势单力薄，难与四川土著抗衡，索性称自己是“麻城孝感”来的，这话一放出去，土著难免忌惮，他们腰杆一下子就挺直了。
数十年或百年过后，麻城孝感移民后裔的乡情越来越浓，根据迁川祖先的口述，在族谱中，子孙们记下了家族在孝感的位置：孝感细鼎子、鹅掌大丘、高阶堰、扒凿岭、大石板杨家村、大坟坝、复阳村、斑竹林周家坪、嵩枝坝大松树、踏水桥、马桑坪。当年，麻乡约的伕子接过四川移民手中的信函，走遍了这些地方，而在如今，这些地名已经被历史的风雨冲刷得无影无踪，只留在了四川移民回望故乡的情感里。
作者手记
年10月，我到流沙河老先生家中，将《古蜀国旁白》一书送与沙老，坐了一会，我起身告辞，在门口与沙老话别，沙老突然问我：“你是不是江苏人？”听得我是江苏泰州人，沙老十分兴奋，连忙招手，问我听说过“扬州府泰州县大圣村军旺庄余家湾”没有，数百年前，他的祖先就是从这里迁徙入川的。我未听说过余家湾，遂应允沙老帮他打听，遗憾的是，后来亲戚告诉我，泰州现在并没有一个叫余家湾的地方，经由数百年的沧海桑田，当年的余家湾已不知是今天江苏的哪处乡镇了。我一直没把这个消息告诉沙老，或许，故乡在哪里已经不重要了，有一份淡淡的乡愁便已足够。
年的一个周末，我与朋友在昭觉寺喝茶，其间提到“湖广填四川”，一个成都本地的朋友摆起了家史：他的祖先清初随移民大潮迁到成都，老家是湖北麻城孝感的。清代移民由于种种原因与麻城孝感联系在了一起，不论真实与否，这个传说一直流传到现在，并将继续流传下去。
沙老和朋友的故事给了我不少感慨，当广东、湖广、福建、陕西、山西、江苏、山东等地的移民义无反顾地踏上迁徙之路，经由几千里的风餐露宿，来到四川这片陌生的土地时，他们拿起锄头，找一片荒地开垦；或者用行囊中仅有的碎银子做本钱，做点小本生意。这个时候，移民未曾来得及用笔墨记录下筚路蓝缕与辛酸。浩浩荡荡的“湖广填四川”如同一条大河，当成千上万的移民顺着历史的浪花踏上入川路时，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直到有一天，有一代移民后裔发现，他们家族的故事与祖先的事迹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远，接近历史，如同逆流而上一般困难。
现代人往往将清代移民的迁徙称为“湖广填四川”，显然，当年来到四川的并不止湖广人，不过，从这句简单的话中，我们不难体会到湖广之于四川的巨大影响。在当年入川的湖广人之中，又以麻城孝感人最为踊跃，今天仍有不少成都人都称祖先来自麻城孝感，历史上的麻城孝感到底多大、有多少人口？为何川南、川西、川北、川东的移民都有孝感情节？通过这些问题，我们发现，“湖广填四川”并不是一个笼统的历史概念，它可以是一条迁徙之路，也可以是很多乡村的变迁。
创业篇
第一章敞开蜀门迎客
人们常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比喻蜀门的险峻。不过这只是在战争状态下才起作用，而与战后四川重建的形势大相径庭。当一场万劫莫复的灾难突然降临在巴蜀大地的时候，一向以"天府之国"著称的这方沃土，究竟是一番什么景象?它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去迎接这些远道而来的异乡远客呢?
一、白骨堆·万人坟
年4月3～4日，在成都新南门立交桥修建的过程中，在红星路与滨江路交叉口的工地上，施工的工人们连续两天从土层中挖出大量死人的尸骨，具体数量在百具以上。后经成都考古专家初步勘察，结论是：这些尸骨是"非正常死亡"。根据尸骨颜色、分布和地层情况来看，这是一种"二次性集中埋放"，时间可推断在明末清初。有专家还指出，这些尸骨不是一具具埋放在一起，而是采用腿骨放在一起，指骨又放在一起的埋葬方式，估计可能是因为战争或瘟疫大规模死人后，集中进行埋放的。
正当人们在追问成都"万人坑"之谜，试图弄清这些尸姓，其理由是解放前这一姓，其理由是解放前这一带是民房，不可能把这么多的尸带是民房，不可能把这么多的尸骨埋在房子下面。
对于成都、崇州两地何以会发现这样的"万人坑"的问题，尽管各家解释不一，留下重重迷雾，但是，在某些地方志上，却是有着明确记载的。
例如，光绪《潼川府志》记载，三台县有座"万人坟"，位置在县城东门外，系遭张献忠"屠戮"所致。顺治二年(年)，南明政权"左都督杨展封筑。光绪四年重竖碑"。清人万谷踢曾作有《初到东门外见万人坟诗》，可以为证。另据记载，在盐亭县也有座"万人冢"，位置也在县城东门外江神庙右，乃明末张献忠所"屠戮"，"白骨如阜"。清康熙二十七年(年)"邑人张士标募人封之。冢高二丈，周围六尺，立碑以识之"。民国《简阳县续志》记载，"万人坟，在县西南蘑葭桥里许。其地为镇金桥往来县城要道"。相传明末张献忠"草杀简人，聚男妇于此，围而歼焉。后耕者往往锄得遗骸。清咸丰间，乡人悯其暴露，遂深掘而搜括之。白骨累累，盈筐满载。爰募赀就道旁合葬一冢，并立石表日万人坟，至今尚存"。
匹各地出现如此众多的白骨堆、"万人坑"，绝非偶然。人们之所以把这些"非正常死亡"现象与明末以来四川所遭遇的空前浩劫联系起来，是有大量历史依据的。
原来，从地理条件看，四川是一个大盆地，四面为群山险阻环绕，土地肥沃，经济上故能自给自足，历来是人口稠密地区。但由于对外交通不便，故每当长期兵燹，妨及农事，必然引起饥荒而成浩劫。在历史上，因此而造成的人烟绝灭有三次：两晋间、宋元间、明清间。
明清间的这一次浩劫，始自明末天启元年(年)永宁(今叙永)土司奢崇明父子的叛乱。当年，叛军先陷遵义，后据重庆，建国号日梁。次年，奢崇明军向川西进攻，围困成都达百余日之久。叛军败溃后5年(年)，明末农民大起义便从陕西开始爆发了。从崇祯七年(年)李自成一度攻破夔州开始，明末农民军李白成、张献忠，不断轮番向四川内地展开进攻，转战于川境内外，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所过州县，无不遭到兵火的摧残。
崇祯十七年(年)三月，明朝覆亡。八月，张献忠再度人川，攻破成都。十一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由此拉开了四川境内各派武装势力各据一方、互相攻战的序幕。在张献忠的大西军与南明军队之间，展开坚壁清野、对垒攻伐，持续了两年之久。正当双方势均力敌，战事犹酣之际，清顺治三年(年)，清军在豪格的率领下，一路从陕西杀人川北。十一月，张献忠北上抗清，出发前把成都焚毁一空，后战死于西充县。张献忠的余部于次年退至贵州、云南，联合南明政权抗清。清军长驱直下，一度占领成都，后被入川的南明军队击退。清军不得已从成都撤退，据守于川北重镇保宁(今阆中)。
从顺治七年(年)至顺治十四年(年)问，四川战局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清军占据川北，张献忠余部孙可望部占据川东，刘文秀占据川南。三方互相攻伐，兵连祸结达7年之久。最后，孙可望降清，清军因而占有川东。刘文秀死后，李定国退走缅甸，清军又趁势占领了川南。顺治十六年(年)，清朝派四川巡抚高瞻进入成都，四川总督李国英进入重庆。清朝基本统治全川，并随之将四川农民军余部镇压下去。至康熙二年(年)境内的战乱才告一段落。
初安不到10年，到康熙十二年(年)，又发生了"三藩之乱"。吴三桂据云南叛清，遣部将王藩屏人川播乱。清四川巡抚、提督叛清附逆，使全川许多州县沦入吴军之手，川境又遭6年蹂躏。康熙十八年，清军大举进攻四川，吴三桂已于去年死去，两军在四川展开激战。十九年(年)清军攻克成都、重庆等地，基本上重新占领了四川。不久宣告叛乱平定。
从以上史实勾画可见，．从明末天启元年()永宁土司奢崇明父子之乱开始，截至康熙十九年(年)"三藩之乱"被平定，前后共计60多年间，四川境内的兵灾战乱一直持续不断。正是在长期战争、灾荒与瘟疫的交相摧残之下，一直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四川，到了清初，已成为全国遭受破坏最为严重的地区。
经过这次浩劫之后，到了清初统计人口时，情况之严重让人吃惊。据官方的统计数字，顺治十八年(年)，全川仅有丁；康熙九年(年)，仅丁。由于清初典章制度荡然无存，没有更多的文献可供参考依据，再加之统计的州县不全，因此，这个数据肯定大大低于实际的人口数。后来，经过学者的修正，有的主张清初四川人口总数应当在50万、62万左右。这个数字一般被认为是康熙二十年前四川的人口数。
为什么清初只有"人丁数"而没有人口数?如何理解清初"人丁数"的真实含义?如何运用清朝的人口统计数据来推算实际的人口数字?这些问题至今在学术界一直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着各种不同的见解。有学者认为，清代人丁编审制度完全是为征派赋役而建立的。清代的"人丁"，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人丁，不再是承担丁税的实体，而只是一种抽象的计税单位与尺度。一个丁只代表一份税额，不再代表一个人头。由于清初编审认定人丁，各地大体皆沿袭明代旧制，情况错综复杂，编制方法五花八门，很难用同一的丁口比例来推测各地的人口数据，因此，四川的学者就采用丁(或户)与口的比例大约在1：5之间的主张，并结合清代四川的人口增长率，从而推算出清初四川的人口数为50万左右。
与明朝四川的人口数字相比，清初四川的人口损耗是空前严重的。据四明代官方记载，万历六年(年)四川总人口为万人，实际上明代后期人口约为多万。到了清初，一下子跌落到只有50万的低谷，仅及明代四川人口数的10％左右。这虽不能说"靡有孑遗"，或"屠尽杀绝，并无人种"，但也可以说是残存无几了。以至后来人口史专家评价说：这是"四川境内人口第二次大幅度下降(另一次在宋末元初)，也是四川人口史上最低的低谷"。
50万人口数在清初四川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顺治中期，清朝在四川所能统治的地区，仅限于保宁、顺庆、潼川、龙州"三府一州"29县的地方，当时有官员说，这些地区所得的人口数，只有余人，"不及别省半县"。也就是说，按照当时情况，在其他省，1个县起码也应该有2万左右的人口，而在清朝直接统治的29个县范围内，总人口还不到1万人，平均每县实有人口只有人左右，只及同期外省1个县人口的1．6％。这尚且是清朝军队最初所能控制的地区，至于清朝统治所不及的地区，肯定早已不及此数。这是顺治中期的人口状况。
至于到了康熙初年，清朝已经拥有四川全境，在这种情况下，四川人口状况又怎么样?据郭松义在一篇文章中说，康熙初年四川有县80余个。如果按这个基数来推算，全川50万的总人口数，平均分摊到当时各县，则每县平均应有人口约为0。当然，考虑到那时已经有一批四川人返籍回家的因素，因此，这0人中，还应该包括一批战后回到家乡的土著居民。
今天我们还能在一些地方志上，见到清初战乱后四川部分州县户口存损比例以及残存人口的记述。详见下表：
以上统计中，有一部分记述，例如："苟全性命者十之一"、"人民存者十之一"、"土著民人，十去六七"、"土著仅存十一二"等，以及温江县"劫灰之余，仅存者范氏、陈氏、卫氏、蒋氏、鄢氏、胡氏数姓而已"。这些资料，从战后土著人口与原有土著人口的对比中，反映出土著人口的严重损耗情况，这是一种情况。
另一部分记述，例如："占籍者几十之九"、"土著仅十之二、土著与客户"、"土著与流民各居其半"、"土著与客户，几参半矣"、"招复者十之二三，落业者十之八九"等，这些资料反映的是残存土著在移民迁入后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与前者在内涵上是有区别的。举例说某县明代后期有人口10万，战争中死亡9万，剩余1万土著。清前期若迁入1万移民，使该县人口构成上出现"土著与流民各居其半"、"土著与客户，几参半矣"的格局。尽管土著减少了90％，但在当地新的总人口比例中仍占到二分之一，因而不能说土著只损失分之一。可见，使用后者类型的资料，需要进一步加以分析。
曹树基根据战乱后四川各地区遭受破坏程度的不同，并结合所引上述资料，进一步分析说，川东地区，包括清代的夔州府(今奉)、太平厅(今万源县)、绥定府(今达州市)、忠州(今忠县)、石柱厅(今石柱县)、酉阳州(今酉阳县)，土著残存不足5％；川中地区，包括清代的保宁府(今阆中市)、顺庆府(南充市)、潼川府(今三台县)、重庆府(今重庆市)、叙州府(今宜宾市)、泸州(今泸州市)、叙永府(今叙永县)，北部土著残存大约为15％，南部残存不足10％；成都平原及川西地区，包括清代的龙安府(今平武县)、茂州(今茂汶县)、绵州(今绵阳市)、成都府(／4-成都市)、邛州(今邛崃市)、眉州(今眉山市)、资州(今资中市)、嘉定府(今乐山市)、雅州府(今雅安市)，土著残存不足10％；合计四川土著残存比例不足10％。这应该就是清前期大移民开始前的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四川人口地图。
如果以明末册载人口万，或者推算人口多万作为基数，再以平均10％的残存率来计算，这一次空前的战乱给四川造成的人口损耗，大约在万～万之间。因此，在四川各地民间不时发现白骨堆，在地方志上屡见万人坟的记述，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清朝官修的《明史·张献忠传》说张献忠"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这显然是夸大其词，因为明朝全国人口也才0多万，区区一个四川，何以会杀人"六万万有奇"!封建史家出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政治需要，一股脑儿地把四川人口锐减的责任推给张献忠，编造出如此荒唐离奇的谎言，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蓬蒿世界
清初，四川由于遭受明末战乱，人口或死或逃，致使田地大量荒芜。顺治十八年省册载耕地面积仅．8万亩，只相当于明万历年间耕地数的8．8％，这说明至少还有91．2％，即相当于．5亩耕地被抛荒或隐漏。这一抛荒或隐漏的面积，与当年全川人口残存50万，只及原有10％的人口规模是大体相当的。如果把这种比例拿到一个州县来分析，一个幅员百里的县，平均残存人口大约只有多人，试想一下，偌大面积范围内的耕地焉有不荒芜之理!因此，在清初四川出现土地大片荒芜，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象。
先看来自民间的报道：
一个与张献忠同时代的名叫欧阳直的广安庠生，曾在张献忠、清军以及残明军队三方军营中任事，随军到过四川许多地方，后来他逃回故乡，根据亲身目击，写成《蜀乱》一书。其中，对清军平定全川时的景象作了如下报道：
自此，东、西、南三川全归清，蜀乱暂定矣。自乙酉(顺治二年)以迄戊(戊戌，顺治十五年)、已(己亥，顺治十六年)，计九府一百二十州县，惟遵义、黎州、武隆等处免遭屠戮，上川南一带稍存孑遗，余则连城带邑屠尽杀绝，并无人种。且田地荒废，食尽粮空。未经大剿地方，或有险远山寨，间有逃出三五残黎。初则采芹挖蕨，既则食野草r剥树皮。草木俱尽，而人且相食矣!
另一个名叫刘达的阆中库生，在顺治十五年(年)曾经奉清四川总督李国英之命，前往西宁口外购买战马，解到重庆，对于沿途景象，尤其是当时川东北一带不堪入目的残破多有观察。他在辞去督府幕僚时，给李国英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道经孔雒，返乎三巴。见夫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孤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
还有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利类斯、古洛东，曾经在张献忠军营中生活过一段时间，根据在川见闻，后来写成《圣教人川记》一书。书中对清初以来四川的景象作了如下记述：迨至年(顺治十七年)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所有官长，皆无一定地点居住，亦无衙署，东来西往，如委员然。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年(康熙六年)，至年(康熙二十年)，一连15载，川民各处被掳，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然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除少数人避迹山寨者，余皆无人迹。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啻荒郊旷野，一望无际。
再看来自官方的报道：
顺治十七年(年)，四川巡抚张所志奏称："寥寥子遗，兽奔鸟散......至若剑州、南江、通江，虽系简辟而哀鸿未集，生聚需期，巴州、梓潼城廓丘墟，人民远窜......自南部以南是为顺庆(今南充)，而顺城之与顺属，其萧条景象更难言绘。"
康熙九年(年)，王法奉命随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人蜀安辑地方，后写成《蜀游记略》一书。书中写道：四川各地具有废弃的盐井，"修复者十未及一"。又说当时的成都"官民庐舍，劫火一空"。登楼四望，"人烟久绝，尽成污莱，山麋野豕，交迹其中。野外高丘累累......城中茅舍寥寥，询其居民，大都秦人矣"。
康熙十一年(年)，王士祯奉命试人蜀，沿途所见，荒凉不堪，著《蜀道驿程记》记其见闻。其中写道：自宁强至广元，"城郭为墟"，居民稀少，"麇多食稼"，"荒残凋瘵之状，不忍睹"。过盐亭，次秋林驿，"在深箐中。目前种种，如地狱变相"。抵建宁驿，"竞日出没荒草中。土人云，地多虎，日高结伴始敢行"。自潼川(今三台县)西行，"弥望百里，田在草间"。次中江县，"境内人户才三十余家"。至汉州(今广汉)，"城堞室庐，鞠为茂草"。次双流县，"县已废人新津"。人城，"即颓墉废堑，虎迹纵横"，至眉州，而又西行，"数十里无炊烟，最为荒阒。
康熙二十一年(年)，陈奕禧运饷银到四川，根据沿途所见，写成《益州于役记》。其中写道："州邑皆荒残，无复烟火"。"岩阿群鹿，大者如马，往来于荒田中，止息甚闲"。"人民不存，鞠为蓬茆"。
康熙二十二年(年)，方象瑛奉命人川任主考官，著《使蜀日记》记其见闻。其中写道："川北自保宁以下，旧称陆海，明末遭张献忠屠戮最惨，城廨村镇尽毁。田野荒芜，人民死徙，处处皆然。""抵潼川州(府)，沃野千里尽荒弃，田中树木如拱"。"次汉州，抵新都县，皆名区。乱后中衢茅屋数十家，余皆茂草，虎迹遍街巷"。
通过以上官方和民间当事人的现场目击，可以看出，截至康熙二十二年(年)，清朝开国已经达40年之久，历史上著名的"天府之国"尚如此残破，其景象仍如此荒凉!这些文字大多属于客观记述，虽然其中难免有夸张成分，但无疑把清初四川残破的基本面貌勾画出来了。
清初以来四川所遭受的破坏，带来的是全局性、长期性与灾难性的后果。不同人所作的观察记录表明，即使在同一个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残破程度不仅不见减弱，反而在进一步加深。例如，在潼川，王士祯所见到的景象是："弥望百里，田在草间"。方象瑛笔下的面貌为："沃野千里尽荒弃，田中树木如拱"。10年间，田中的荒草都变成树木了!在广汉，王士祯所见到的景象是："城堞室庐，鞠为茂草"。陈奕禧笔下的面貌为："城内外皆林莽，成虎狼之窟"。9年间，茂草竟然成了虎狼之窝!清初四川社会面貌之凋残，由此可见一斑。
有人认为，战乱之后巴蜀大地一片荒芜，"是歪曲历史"。说康熙版《成都府志》所描绘的"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唯看白骨崇山"的景象，"那只是骗人的鬼话"。其实，对于古代文献记载的内容，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应该采取有分析有鉴别的态度，否定要有依据，肯定也要拿出事实。
那么，以上官方和民间的记述是否真实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来检验：
一是拿战后物质文化的遗存来检验。人们对于文献中描述成都荒芜景象的文字，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可以不相信，但得尊重一个起码的基本事实，那就是一大批明代建筑等物质文化成就，是有形的东西，它们在战乱后的保存状况，直接见证了战乱后的残破程度，这恐怕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编造出来的。
对成都城市史颇有研究的李劫人先生，终生致力于成都历史文化的研究，其成果大都公开发表过，唯有一部《成都历史沿革》未曾发表。近年来出版的《李劫人说成都》一书，公开了这篇珍贵的佚文，其中涉及他对明末战乱后成都物质文化成就保存状况的考察和论述：
明朝复兴的成都是在公元年上半年被消灭的。事情是由于张献忠......在公元年初开始有计划地将成都和川西平原上所有未曾跑散的人民集中起来，所有城墙都拆平，所有房屋东西都烧毁。单以成都而言，在他彻底破坏了六个月，将人民和军队一起带走后，城内城外几乎全光了。古代的遗迹只剩下五担山和金河以及城内的丘陵河流，那是无法改变的。至于人力建设的只有藩王府的端礼门，跨越金河的三座大桥，桥南两只大石狮，一道影壁，这都是明朝的建筑。有些较古艺术，如铜铁佛像等，大抵在他攻入成都时埋藏在土内，尚零星保存了一些。据书记载，就是公元年起一直到公元年，13年中成都是一片荒芜。城内只有野兽而无一个人的踪迹的。
二是拿战后制度文化的痕迹来验证。经过一场大规模的战乱之后，留在地面上的物质文化成就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化为灰烬，但可以通过与战前的对比，以及通过发掘埋在地下的部分遗迹来复原。同样道理，制度文化的东西虽然是无形的，但记录其变迁过程的文字，却把相关时代的本来面目部分地保存下来了。
清初各地由于人民或死或遁，人口太少，因而清朝在建立统治秩序、设置构时，不得不对原有的行政建置作较大的压缩和调整。情况往往是两个县并作一个县，有的则是有官无民。当时许多县就是因为"户丁无几"、"凋敝不堪"而被并损了，如岳池并入南充，射洪并人潼川，遂宁归并蓬溪等等首府成都府也不例外。有清一代成都府领13县，但是在清初就有4个县被合并过，即约有三分之一的县遭到压缩合并。其中，康熙七年(年)合并2个县：崇宁县并人郫县，彭县并入新繁县；康熙九年(年)合并2个县：华阳县并入成都县，双流并入新津县。当时这些被合并的州县的景象，在地方志上有所记录，通过这些文字便可以将那时这些县境的残破程度反映出来。例如，有一个名叫常九经的陕西人，康熙元年出任新津县知县，当时新津"人民稀少"，境内的男女劳动力白天出去耕田干农活，临走时把婴儿交官，托官代管。到了夜晚，收工后才把自己的孩子带回。一时间，官府竟然成了托儿所。民国《双流县志》更把清初双流县并人新津县的过程及背景，以实录的形式记载下来：康熙元年，江南人袁景先被授予双流县知县，其时，"双流当兵燹后，侨署西之三圣寺听治"。由于战乱后人口稀少，田地荒芜，原有县城遭到焚毁，这位知县大人不得不搬到县西一个名叫三圣寺的庙子里去办公。后来，双流县并人新津县，改称为新双县。只是到了雍正年间，才恢复设置双流县。
双流县有一个刘氏家族，其先世名叫刘朝弼，"自楚之麻城迁蜀"，传至四世刘嘉珍时，始移居双流。刘嘉珍的孙子刘汝钦，给其子刘沅(嘉庆进士)写有一封《示子书》。这原本是一件私家文书，主要是为警示后人而写的，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他在书中记述了雍正年间的见闻，称新双县的建置，给原双流县民带来不便，"以民赴新津较远，且皂江渡难也。"所以后来又恢复设置双流县。双流县新知县到任后，依然"无公费，民间轮供薪米"。一个县连知县大人的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以至不得不依靠民间轮流提供柴米，其残破景象由此可见一斑。接着，他还在书中以自己幼年时的见闻，描述当时农村的荒芜状况：
予幼时，老屋外草坝，一望弥莽，中有虎豹，父老禁勿近游。新宅后田内，有鲤鱼长尺余，僵死于中。田广人稀，每岁秋获，谷已黄落，犹不及收。不得已，刈而积于田内，覆之以草，徐徐移入屋内，大抵须冬初乃毕。
这段话为我们认识清初雍正初年成都平原农村"田广人稀"、满目凄凉的景象，提供了具体的识别指数：老房子外面长满了野草，野草丛生，一望弥莽；草丛中经常有虎豹出没，是不可靠近的危险地带；田中有一尺多长的鲤鱼无人捕捉，自然老死；秋天稻谷成熟了，来不及收获，收割后的谷子不得不堆在田中，上面用草遮盖，直到初冬才慢慢将其运回屋内收藏。
以上这些景观，出现在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已经40多年的雍正初年，出现在川西平原，已经够令人触目惊心了。如果再回头来品一品上文所引述的那些有关清朝开国之初40多年的凄凉景象的描写，诸如："荆棘塞途"、"荒烟蔓草"、"荒郊旷野，一望无际"、"城郭丘墟"、"荒残凋瘵之状，不忍睹"、"城堞室庐，鞠为茂草"、"数十里无炊烟，最为荒阒"、"州邑皆荒残，无复烟火"、"沃野千里尽荒弃，田中树木如拱"等等，难道不正与外省移民迁川前所获得的信息相吻合么!
西方历史学家在解释人口迁移的规律时，流行这样一个理论--"推拉理论"(Push-puTheory)。该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发生的原因，是由于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之间交互作用而形成的。有些人完全是因为原住地的推力的作用，有些人完全是因为迁入地吸引力的影响，有些人则同时受推力和拉力影响而迁移。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任何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单方面原因形成的。"湖广填四川"作为一个跨省际的长途迁移运动，它的形成肯定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迁出地的推力与迁入地的拉力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在第一篇中，我们已经以福建陈氏家族为研究对象，深入到原乡，详细解剖了原乡生存环境--人口膨胀与耕地不足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推力，对移民迁川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巴蜀地区在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后，出现了人口大量耗损，沃野千里沦为草莽的现实，为渴望到四川获得土地、大展宏图的外省移民，共了广阔的空间，对他们所产生的吸引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许多移民就是在这种推力与拉力的交相作用下，跟随当时的时代潮流而奔赴四川的。
"飞人"与白毛女
结合前文所揭示的田园荒芜、炊烟断绝、人迹罕至、虎豹纵横、瘟疫流行的场景，有理由追问：那时候的人总不致完全死绝，那么，幸存下来的人究竟是在一种什么环境中生存的?他们又是怎样从那段艰辛的岁月中走出来的?身处蓬蒿世界的蜀人，大难不死，得以幸存下来，必然留下许多＊＊经历。在清代一些地方文献上，有人把各地蜀人在避乱中的遭遇记录下来，为保存那段特殊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虽然这些文字仅仅是出自猎奇而搜集保存下来的，但是，透过这些轶事异闻，却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揭示了四川战乱前后那难忘的凄凉景象。
嘉庆初年，广汉人张邦伸在《锦里新编》中，记录了其先曾祖张连义于康熙甲子(二十三年，年)迁居广汉，在凉水井从事开垦过程时，发现一个"飞人"的故事：
有一天中午，张连义按惯例给田间劳作的人送酒食。"忽有人自林间飞下"，顷刻间，突然又"飞去"，不见人影。他于是大声说：你若是想来加入到我们中间来，请一同吃酒。我们都是耕田之人，不会害你的。那人有所顾虑，不一至。张连义再次招呼说："汝系鬼，即不必来。如系人，但来何害?我辈皆新迁之户，以养生治产为业，从无害人之心，不必避。"于是，那个人从树上飞了下来，并和大家一起喝酒，酒后大醉。酒醒后，张连义问他姓名，他"以手指口舌"，想说却"不能言"。离开的时候，他"复飞升树颠，捷于猿鸟"。第二天，张连义又派人"携酒持粥"到田间，并招呼他下来饮酒。三天后，这个人渐渐能讲话了。接着便断断续续讲述了有关他自己的＊＊故事。文中的··伊"是作者记录其人的称谓，如果复原为第一人称"我"来读，即是一篇标准的口述史：
伊姓李，凉水井以南大林，即伊庄也。八大王(指张献忠)反时，伊已二十余岁，家中男妇大小百余口，尽为流贼所杀，伊藏树间得免。逾年，虎豹豺狼成群往来，人不敢近。又数年，马牛犬豕均能伤入。伊饥食草子、鸡头等物，渴饮塘水。见有贼人、恶兽，即隐藏树枝不动。久之舌硬，不能旋转。又久之，身亦轻，力益健，飞跃自如，不火食已三四十年矣。但不知今为何世?系何年代?
后来，这个人"渐与人亲洽，饮食坐止，俱如常人"。通过相互介绍，才知道这个地方原来名叫"李家庄"，其西为"郭家庄"，其东为"何家营"，其南为"后营"，又东南为"许家大屋基"。他当时所认识的那些"旧人"，已经"无一存者矣"。张连义见他孤身一人，无家可归，便把他。招至家中，听其随工人等耕作自赡"。然而，他并不适应眼前的农耕劳作，因而总是"性昏聩，语言颠倒，多不自主"，所以大家叫他"李颠"。5年过后，他"忽遁去，不知所终"。
这则故事进一步证实清初四川社会的凋残程度。康熙二十四年(年)，也就是张连义初至广汉插占的次年，一个朝臣在奏疏中描述当时四川的景象说："四川幅员虽广，满目只有荒烟，百里竟无半灶"。张邦伸在文中记述，广汉这个地方，在明末清初三四十年间，炊烟断绝，人迹罕至。在这种环境中，不仅"虎豹豺狼成群"，而且连"马牛犬豕均能伤人"。幸存下来的人，不仅丧失了说话功能，而且还练就了一身"飞跃自如"、"捷于猿鸟"的轻功。"飞人"李颠正是在这种满目荒芜的环境下，长期适应与世隔绝的非人生活的产物。
刘景伯在《蜀龟鉴》中，也采录了这则"飞人"的故事，同时，他还辑录了类似的传闻，加以补充。如见之于叙州的"野人"，因为避乱入山，"草衣木食，遍体生毛，与麋鹿无异，后见官兵，以为贼，飞走入山，追者莫及"。见之于南江的"二野人"，体格健壮，力大无比，"能手格猛兽"，并把生擒的獐鹿等野物活活吞食。他们身手矫捷，"悬崖绝壁，腾上如鸟隼"，"虽其家人亲戚召之，疾走不顾也"。发现于叙州与南江的"野人"，因为习惯于荒野草莽生活，或因不相信现实世界，而不顾官兵与亲人的召唤，不愿回到人间过正常人的生活，从而使得这一人间悲剧继续下去。下面这则发生在中江的类似于白毛女重返人间的真实故事，则多少印证了当时四川社会存在野人的可信程度。
光绪《潼川府志》引《中江县志》"处女避乱"说：明朝崇祯末年，有一个不知姓名的某"处女"，因遭战乱，"与其叔避于治西三十里密峰山"。不久，其叔死亡。从此，该女独自过起了白毛女式的"野人"生活："居山洞，食果木，衣棕皮2患袒鹫呤"。没过多长时间，该女"面形青白，肤生红毛。登山上树，飘飞如仙"。到了清顺治七年(年)，有一个名叫赵起瑞的"邑民"，偶然在山上发现了她。于是，赵起瑞回去后，便约集数人对她的行迹进行跟踪，终于发现她居住的山洞，并且把她带下山来居住。过了若干年，该女"稍复元形"。问起在山中生活了多少年，她回答说："洞门栀子花凡六开矣"。由此计算，她起码在山间过了6年的野人生活。后来，赵起瑞纳其为妻，生有三子，该女活到80多岁才去世。如果说这个女子，因为避乱人山，在野外独自过了6年与世隔绝的生活，还能活着重返人间，经历实属＊＊，那么，张邦伸在《锦里新编》中所记录的另一个在江津县家中隐居了40年的廖氏，与其外逃归来的丈夫相逢时，彼此互不相识的故事，更是让人唏嘘不已。
该文记述说，有一个姓廖的女子，原本是江津县民戚成勋的妻子。当张献忠入川，全家仓皇奔窜之际，戚成勋僻居山中，廖氏因体弱未能同行。她不得已留守故宅，"坚闭重门，自誓以死"。没想到过了数月，张献忠的军队并没来，由于家里"仓中积谷颇饶"，可以供她吃若干年，于是她就在自己家中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独身生活。后来，住宅外长满了荆棘，丛生的荆棘把住宅完全遮挡住了，于是，她"遂与外隔"。当存粮不济时，她就"向宅池边种谷续之"。没有衣服穿，她就"以草为衣"。一晃40多年过去了，她也不知道丈夫的"存亡生死"。
孰料戚成勋不仅仍然健在，而且在逃亡地贵州娶妻，生了两个儿子。40年后，当他60多岁时，"天下甫定"，想必是思乡心切，也许是听从清政府招辑流亡的号召，他"归访旧里"，准备在原居地开垦复业。当时，由于"川中土广人稀，田园半没深箐，虎豹豺狼纵横，人迹罕到，无从觅其故居"。他仅能凭记忆找到原来住处的大体方位。抵达那里后，他请人"力持斤斧，斩竹伐木"。在把荆棘树蒿清理出来之后，发现故居旧宅已经颓垮，但"尚存大树如围"，屋中还不时冒出"微烟"。当他走近住宅欲睹究竟的时候，忽然从楼上传来问话声："汝辈何人?"戚成勋惶怖失色，仓促厉声答日："我，此宅主人戚成勋也。"廖氏从楼上向下望去，"窥视良久"，发现来人"衣冠迥异昔时"，"而声音容貌仿佛似其夫"。于是，泣日："君归耶!妾，君妻廖氏也。"她并叫丈夫先将他的衣裤递上去，以便"蔽体相见"。戚成勋随即"解衣掷楼上"。过了一会儿，廖氏从楼上下来，但见"面目黧黑，发乱如蓬"，戚成勋"恍惚莫辨"。廖氏这才"备述其由，兼言当日事历历，夫妇相泣如在世"。
戚成勋返回江津县旧居复业开垦时所遇到的环境，同样也是一幅"田园半没深箐，虎豹豺狼纵横，人迹罕到"，"大树如围"的荒凉图画。生活在这个与世隔绝环境中达40年的廖氏，当其与"衣冠迥异昔时"的丈夫相逢时，彼此互不相识，恍若隔世，真可谓："不知魏晋，焉知有汉"!
第二章城头高悬招民旗
俗话说："插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清朝初年，当浩浩荡荡的外省移民大军从四面八方汇聚于巴蜀大地的时候，所过州县，到处飘扬着一面面招民垦荒的大旗。如果说战乱所造成的巴蜀空虚，为外省移民入川创造了客观有利的环境，那么，清廷不失时机地推出一系列招民实川的政策，则为汇聚于四川的这艘移民之舟，提供了导航保障和可供停靠的港湾。
"移民填川"
"以川民实川户"，说到底，就是"川人实"或"川人填"这正好和后来大移民中出现的外省"移民实川"或外省"移民填川"形成鲜明对照。
"以川民实川户"的做法之所以在当时难以收到显著成效，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川省死亡之民大于逃亡之民，由此留下的人口空白，仅仅通过招辑流亡是难以填补的。在省治安尚未好转之时，在外流离者大多观望不前。显然，在这种背景下，仅仅依靠招本地逃民回乡，是难以实现充实四川人口、开垦田地、恢复社会生机的初衷的。因此，重建天府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改弦更张，突破原有的"以川人实川户"的旧例，尽快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招徕外省移民入川的轨道上来。
康熙七年(年)，四川巡抚张德地上疏说，川省招民"若拘泥部例，不但目下招徕无术可施，即将来生聚终无可望"。他从民间了解到，川中历史上曾经有过招纳外省人填实地方的先例，以此作为理由，他首先向朝廷提出以湖广之民填实四川的建议。他指出："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士。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所以见存之民，祖籍湖广麻城者更多。然无可稽考，亦不敢仿此妄请。"
这里，他引以为据的是，发生在元明之际的、以湖广麻城为主体的外省移民迁的历史事实。由于二者的处境基本相似，历史背景相同，都是在遭了劫难后，面对"有土无人"，社会亟待恢复的现实，因此，摆脱困境的办法自然也值得借鉴。上一次所实行的"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的做法，既然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一次为什么不可以仿效呢?这就是作为一方大员的张德地所欲报告康熙皇帝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之所在。
张德地的建议得到了康熙皇帝的允肯。该建议是在"人实川"方针收效甚微的紧要关头，为把四川人口招徕重点转移到外省移民实的轨道上来所提供的决策依据，其意义和价值都是不容低估的。不过，外省移民迁之舟只是在3年后，当另一个大员再次就此上奏朝廷之后，才开始得以正式启航的。
康熙十年(年)，出任川湖总督的蔡毓荣又在上疏中说，"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可耕之民，招民开垦，洵属急务。"为了鼓励地方招民的积极性，他请求将原定的招民名升官的标准，降为名即可迁升；将开垦地亩升科的年限由3年延长到5年。与此同时，并宣布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川开垦者，准其入籍。
蔡毓荣奏疏在张德地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可以取得合法的开垦权、居住权和落户权。与此同时，奏疏还将地方官员的考核奖励与招民垦荒实绩捆绑在一起；将原来主要以垦荒面积多少为主要依据，转变到以招民户数为依据；将招民迁升考核标准合理量化，由名升官降为名升官。显然，此举不仅鼓励了外省移民人川的积极性，同时也激发了地方官员实行招民措施的热情，从而给低迷的招民活动以强有力的推动。康熙帝批准了川省的这一请求，为外省移民入川大开方便之门，标志着外省移民大规模人川活动的序幕至此全面揭开。
不料，这一系列政策刚推行三年，吴三桂叛乱，窃据四川，不仅中断了外省移民入川垦荒的进程，而且使四川的社会经济再一次受到摧残。康熙十九年(年)平息叛乱。康熙二十年(年)下诏重申"招民叙议"之例，由于当时其他各省早已停止招民垦荒屯田政策，因此，康熙帝规定，内地诸省不再实施这一招民条例，特许只有四川和云南、贵州三省例外。至此，外省移民人川的进程大大加快，并由此形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
外省移民人川运动之所以迟至康熙中后期才掀起高潮，这是因为，一方面，从客观条件看，在康熙中期以前，各省都在急于垦荒恢复经济，劳动力资源在各省都相对紧张，使川省招民开垦的吸引力受到限制。康熙中期以后，川省治安情况改善，同时朝廷限制其他各省实施"招民叙议"，各省开垦渐近饱和，而川省尚有大量荒地可垦，由此在全国形成一个吸纳移民的巨大空间。加上，有的省遭受水旱灾害，灾民成群逃荒，于是，四川自然便成为人们所最向往的地方。另一方面，从主观条件看，康熙中后期实施了一系列优待外省移民人川垦荒的宽缓政策，极大地增加了对外省移民的吸引作用，同时，也为大规模的外省移民人川创造了条．件。在这些措施中，规定"民间垦荒田亩，十年起科"，较之于此前的5年起科，地亩税收起征的时间推迟了5年，有利于减轻垦荒者的负担，从而极大地刺激了移民人川垦荒的积极性。康熙二十九年(年)议准"以四川民少而荒地多，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为己业"。即所有外省之民，只要愿意垦荒，在川居住，垦熟之地即永为己业，政府承认其对土地的占有权。
到了雍正时期，朝廷继续奉行鼓励移民入川政策。为了便于对开荒及流人人口的管理，清廷又于雍正六年(年)对给地为业的政策作了更为详细具体的规定："各省入川民人，每户酌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若有子弟及兄弟之子成丁者，每丁水田十五亩，或旱地二十五亩。一户内老少丁多，不能养瞻者，临时斟酌，除拨给之外，或有多余三五亩之地，亦准一并给垦。"同时批准四川巡抚宪德的奏请，对入川开垦人户提供"牛种口粮"，"每户给银十二两"的生产＊＊等等。这些规定，从制度层面上保证了垦荒移民入川后有地可耕、有实惠可得。
与此同时，康熙朝还对入籍四川的人民，"准其子弟在川一体考试"。这些规定，从法律上解决了关系人川移民根本利益的土地所有权、子弟考试权属的问题，为动员和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解除了后顾之忧。
．总之，康熙中后期以后，无论从客观大气候还是主观政策的吸引程度，都为外省移民的迁川活动营造了一个极为宽松有利的环境。对此，同治《仪陇县志》曾作了这样的评述："自明季之乱，几至靡有子遗......嗣康熙十年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二十九年定，他省民人在川垦荒居住者，准其子弟入籍考试。此议既定，于是浮民客女随地占籍者遂相属不绝于道。邑中湖南、(湖)北人最多，江西、广东次之，率皆康熙、雍正间人籍"。
"奉诏填川"
如果说"移民填川"是来自于朝廷的诏令，代表的是上层的旨意，那么，"奉诏填川"则是纯粹出自民间，表达的是下层百姓的行动。"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之所以能够在康熙二十年后迅速掀起高潮，就是这二者结合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尤其以湖南百姓所卷起的"奉诏填川"的移民活动最具代表性，最引人注目。
前文曾经提到，有一个来自湖南的名叫文李氏的杰出女性，于康熙三十七年(年)率领6个儿子，取水道由楚入蜀。在经历了长途跋涉之后，来到川北潼川府乐至县一个名叫"李逵坝"的地方。但见此地环境甚佳，"灌木参天，麻菽盈野，樵夫牧竖，扪萝攀葛，狐兔飞鸟，见人惊跃"，这正是一片充满生机、尚待开发的处女地。正当她疑惧间，忽然看见路上走来一大群人，其中有"皤皤然黄发，提携抱负，稚者老者，前者后者，累累贯珠，联翩不绝"，携家带口，扶老携幼，络绎不绝。她于是上前打听，对方回答道："奉旨填川也。"原来路上的这群人，也和自己一样，都是"奉旨填"的百姓，她于是"疑虑尽释"，决心在当地落脚开垦。
这位湖南妇女在安岳县李逵坝所见到的景象，正是当时外省移民响应清廷"移民填川"政策召唤，竞相涌入四川垦荒的热闹场面的一个缩影。文中提到，那些和她一样入川垦荒的人群，堂而皇之地打出了"奉旨填"的旗号。他们之所以敢于堂而皇之地打出"奉旨填川"的旗号，一方面是对于清廷"移民填川"政策的响应，而另一方面，则是源自朝廷对他们的鼓励。因为，在四川民间广泛流传着一份康熙皇帝亲自颁发的《招民填川诏》。
在今天四一些移民后裔珍藏的族谱中，收录了康熙皇帝为湖南移民颁发的两份诏书：一为《招民填诏》，一为《招民填蜀御诏》。据孙晓芬在《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一书中所提供的资料表明，这份被称为是康熙皇帝颁发的《招民填川诏》，因时间不同，而有两个版本存在：一个是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另一个是康熙三十三年岁次甲戌正月。二者内容基本相同，个别文字略有出入。即使同为康熙三十三年颁发的诏书，不同的族谱所收录的文字也略有差异。这些差异估计是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于底本来源不同，再加上传抄有误而形成的。
笔者从四川省图书馆所收藏的一本族谱中，获得了这件影印的《招民填蜀诏》的全文，现重新整理、标点，照录于下(见下图)：
圣祖仁皇帝招民填蜀诏
朕承先帝遗统，称制中国，自愧无能，守成自惕。今幸四海同风，八荒底定，贡赋维周，适朕愿也。独痛西蜀一隅，自献贼蹂躏以来，土地未辟，田野未治，荒芜有年，贡赋维艰。虽征毫末，不能供在位之费，尚起江南、江西，助解应用，朕甚悯焉。今有温、卢二卿，具奏陈言：湖南民有毂击摩肩之风，地有一粟难加之势。今特下诏，仰户部饬行川省、湖南等处文武官员知悉，凡有开垦百姓，任从通往，毋得关隘阻挠。俟开垦六年外候旨起科。凡在彼官员，招抚有功，另行嘉奖。康熙三十三年岁次甲戌正月日诏经查，这一诏书不见官方文献，无论是在《四川通志》和《湖广通志》中，还是在《清实录》以及《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均未发现这样的诏书。另外，诏书中所提到的"温、卢二卿"，不知为何人，在诏书颁布的康熙三十三年前后，担任过湖广行省提督的名单中，仅有徐治都(康熙十八年任)、林本直(康熙三十六年任)、俞益谟(康熙四十二年任)三人，根本没有温、卢二姓存在。至于此二人的事迹及奏言，更是无从说起，有待进一步考订。
对于这件没有可靠出处的招民诏书，应该如何认识?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温、卢二卿"其人的存在，但诏书中引述的他们奏言的内容，却是与历史事实相符合的。
诏书谈到湖南人口剧增，已有人满之患，出现了"毂击摩肩之风"，即形容当时湖南人口多得摩肩接踵，连过车都困难了。而且荒地尽辟，"地有一粟难加之势"，就是形容当地的粮食出产，已经饱和，到了无法再增加的程度。
据统计，康熙二十四年(年)湖南人丁数为口，田地数为亩，人平土地45．73亩；同、年四川人丁数为口，田地数为亩，人平土地93．26亩。表明川省人均田地是楚省的2倍，湖南耕地开垦程度的确已经够饱和的了。所以，湖广提督俞益谟于康熙四十七年(年)闰三月在奏疏中称：湖南衡阳(今衡阳市)、永州(今永州市)、宝庆(今邵阳市)三府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纷纷尽赴垦荒，盖以本省人稠，无可耕之土也"。湖广提督也亲口证实，湖南中部、南部三府之所以出现大量人民外迁四川，就是因为"本省人稠，无可耕之土"所引起的。由此可见，产生这一诏书的厉史背景是客观存在的，并非子虚乌有。
其次，康熙三十三年以后，从湖南南部各州县出发迁往的移民明显增多，呈大幅度上升趋势，也与所传大量移民持有招民诏书入川的历史背景相符合。
据史料记载：康熙三十六年以来，"楚南入百姓"日益增多，迄至五十二年，仅零陵一县，"已不下十余万众"。康熙四十七年，衡阳、永州、宝庆等府的楚南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康熙晚期，湖南宝庆、武冈、沔阳等处百姓，络绎不绝人，"托名携家人蜀者，不下数十万"。以至到了乾隆时代，入川的湖南民户数量一跃而居各省移民之首位。(见下表)
曹树基还通过对相关氏族资料的抽样统计，对乾隆四十一年"湖广填四川"截止之年的分区移民原籍人口作了一个大体推算，推算结果表明，处于迁川前两位的是湖广、广东，而在湖广人中，湖南人的数量已经超过湖北人(详见下表)
再次，大量民间族谱资料与移民家族的口碑传说也充分证实，清初以来湖南移民以"奉旨填川"的名义迁入四川的现象较为普遍。
孙晓芬在《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一书中，列举了四川各地以"奉旨填"的名义迁川的民户，基本上来自于湖南。如在川东的宣汉县(清名东乡县)，有何氏从湖广"奉旨人"；奉氏、蒲氏分别从湖南零陵、长沙于康熙年间"奉旨填"、"奉旨入川"；尹氏、夏氏和邓氏，分别从湖南祁阳、东安和祁阳，先后于康熙三十六年、三十八年和四十一年"奉旨填川"、"奉旨人川"和"奉旨入蜀"。在川西的金堂县，原籍湖南宝庆府的伍氏，于康熙三十六年"奉旨人川"等等。这些"奉旨填川"、"奉旨人川"和"奉旨入蜀"的文字，均出白族谱，虽不能保证完全可靠，但起码证明，在湖南籍的四川移民中间，普遍收藏有"奉旨填Jll"诏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收藏并提供上述《招民填蜀诏》的安岳唐氏，其人川前的祖籍地就是"湖南永州府零陵县东乡辛兴里四甲老渡"，其人川时间最早为康熙九年，绝大多数为康熙三十几年以后。
若问为什么会在湖南籍移民中出现这种持诏入川的现象?根据以上所述可见，这与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告平之后，湖南本地的开发已经饱和，出现"本省人稠，无可耕之土"的局面直接相关。正是由于人多地少，所以在湖南人口密集的中部、南部地区便成为当时移民迁川的中心区域。而从湖南迁川移民数量的剧增，乃至在整个"湖广填四川"大移民活动中的主力军地位推断，在这一移民过程背后，必然有一套特殊的专项鼓励政策、激励机制在起支配作用。四川民间族谱上所提供的康熙《招民填御诏》，正好揭示出当时的鼓励政策、激励机制不仅存在，而且对移民迁川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集中体现在：
其一，诏书中提到，对于湖南移民迁川，户部转发有特许的批文予以关照："任从通往，毋得关隘阻挠"。这就保证了沿途畅通无阻，不致遭受刁难阻挠，从而有利于湖南移民绵延不断地进入四川。
其二，诏书中明确提到对迁川移民将按照旧例，给予5年免税的优惠待遇。在此之前，湖广行省为鼓励农民垦荒，曾经根据朝廷政策，制定了"于六年后升科"的条例。而今，为鼓励湖南百姓到四川垦荒，诏书保证，依然按照原来在本省实行的旧例，"俟开垦六年以后，候旨起科"。这一规定，保证了湖南百姓出境垦荒，同样可以享受以前在本省所实行的优惠政策，显然有利于调动他们人川开垦的积极性。其三，诏书中有相关官员因为招抚有功，可以得到嘉奖的内容，虽然没有规定具体办法，但对照清廷原来在湖南省推行"劝垦之例"，对于督垦有功官员，按照实际贡献，分别给以"加级记录"和"议叙"升迁的成例，而今诏书又变通规定了"招抚有功，另行嘉奖"的原则，这就意味着，无论四川还是湖南的各级官员，凡是在执行"招民填川"的过程中"有功"，都可以随时得到朝廷的诏令，分别予以嘉奖。显然这对于提高四川、湖南两省官员执行填川招民政策的积极性，是会产生巨大的推进作用的。
从对湖南一省实施"招民填川"政策背景的考察中可见，当清廷一系列鼓励外省移民迁川的政策出台之后，由于措施落实，符合迁出地的实际，不仅对愿意迁往四川垦荒的、百姓有所鼓励，而且也对劝督有功的当地官员有所嘉奖，因此，招徕外省人民充实四川的政策，很快便得到外省百姓的响应。于是，一个以四川为目的地的移民迁徙高潮，在南方各省迅速掀起。这就是我们在本书第二篇迁移篇中所描述的动人场面。
适应客居环境
过去，在台湾、广东等地流行一首移民《认祖诗》，这首诗也被移民带进了四川。诗的前四句是："骏马登程各出疆，任从随地立纲常。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这首诗抒发了一种豪迈雄壮、四海为家的英雄气概。诗中所描述的迁居当地的人们，如何"任从随地"客居，最终融入当地社会，建立"纲常"，直至把"他乡"变成"故乡"的历史过程，正是迁川的移民适应当地环境的一种生动写照与缩影。
一、择地而居
初人蜀境的移民们，由于各自的情况与处境千差万别，这就决定了他们在进人四川之后，在初居地的选择上，必定有不同的取向。
对于绝大多数移民来说，抵之后，通过投靠先期入川的同乡同宗、亲戚朋友以解决立脚初居的问题，是最现实不过的选择了。许多移民抵川后，之所以首先选择有血缘、地缘关系的地方落脚初居，这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是受迁方式的制约。正如前文所叙及的，清初外省移民向四川进发，大多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并采取分阶段、分批次的迁移方式。先行者往往是后继者的向导，后继者必然以先导者作为投靠和最后依傍的对象。因此，移民人后，凡是与自己有血缘、地缘关系的地方，就成为他们投奔的首选目标。其二是受迁入环境的制约。移民抵川之初，在一个人地生疏的环境里，倍感孤独寂寞。血缘、地缘相同的人在一起聚居生活，较易形成一种彼此熟悉认同的文化圈，有利于帮助移民尽快适应异乡的环境，克服创业阶段所面的各种困难，化解他们在异乡的文化隔膜。
移民抵川后，通过亲友关系寻找到落脚点的实例俯拾皆是。例如，据武胜县《段氏族谱》记载，段文魁于康熙三十六年(年)偕妻何氏率子孙姑媳16人，以及段文香夫妇，长途跋涉，由湖广永州府祁阳县归阳乡，迁四川定远县(今武胜县)德清里四甲小池口，寄寓同乡先迁蜀之童姓家。次年在小池口附近之团石碾(今武胜县农林乡高石坝)"插占"为业。相继由祁阳来川插业落户的有段文魁之同宗文晋、文智、文柏及胞弟文冠等。
该段氏一行18人于康熙三十六年来川，之所以选择武胜县落脚，是因为在他们之前，已先有迁蜀之童家。他们借助于同乡的童家之力，在武胜县之团石碾插占立业＜随后继又有祁阳老家的同宗多人前来投奔，从而使得这里又成为后来的移民插业落户，依托聚居的理想地方。
同乡同宗关系对于移民人川之初落脚地的确立，发挥着重大的吸引拉动作用。对于绝大多数移民来说，某家族成员之所以往某个方向流动，其背后必然有这样一种拉力在起作用。原籍湖南安化的谌氏家族，在清康雍乾之世，四、六、九甲三部分后裔先后迁蜀，聚居三台县南的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佐证。
四甲14世孙谌益吉，于康熙三十七年(年)徙潼川府三台县南之室火乡茂隆庙陈家沟金竹湾，谌益智徙潼川府三台县西观音场建林驿。谌益诗，于康熙四十五年(年)迁于三台县南，以布二匹、钱四贯、瓶酒、鸡，置田宅于云岩。后迎其父贞艺、母王氏及胞弟益书、益执、益礼，占籍于三台县南之室火乡老岩头。
六甲14世孙谌益珍，于雍正四年(年)偕胞弟益理等3人及祖妣王氏，祀男安仕、安才、安忠、安位由楚迁蜀，先居铜梁、大足，后迁三台县南之官庙景福院，佃居营工度日，继迁于县南危月乡菩提寺陈家沟。
九甲12世孙谌可忍，于乾隆十五年(年)迁于三台县南之黑风滩。
湖南安化谌氏家族在从康熙三十七年至乾隆十五年的50多年间，有四、六、九3甲的数十口家族成员由楚迁蜀，之所以选择三台县南路地区聚居，与家族中最先迁川的谌益吉、谌益珍，在当地建立了可观的基业有直接的关系。在这50多年间，由楚迁蜀的家族成员，无论先后批次，也无论取何路线进川，抵以后他们无不把这个创基立业之地作为自己投奔的目标和最后依托。
那么，这批异乡的先行者，为什么又乐于接纳一批又一批后来的同宗同乡，欢迎他们在自己落业之地聚居呢?除了出于地缘、血缘文化的认同感，对同宗同乡的信任感外，另一个现实的因素也不可忽视，即先期入蜀的移民，由于来川．时间较早，一般都占有或租有较多的田地，原本劳力不足，他们中有不少人正急于寻找新的帮手。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将耕种不了的田地分租给别人，还不如将这样的机会交给后来的同宗同乡。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有助于解决眼前的现实困难；同时通过接纳一批同宗同乡在自己身边，无异于增强了自己在当地的一分实力。
湖南移民李学美、广东移民钟宏予被同乡同宗接纳在当地落脚的实例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
原籍湖南湘水的李学美，因"遭罹来蜀"。在经过"跋涉艰难，眷属无依"的波折之后，偶于三台(今属三台县)西，在一个名叫雷塘沟的地方，"相遇一人，交相问讯"，才知道这个人原来是自己的同宗，名叫李光明。这位李光明与之"初见如旧"，"殷勤款留"。通过进一步接触，二人加深了解，"彼此忘形，亲同一体"。继而，李光明"分给土田"。于是，李学美遂在此地定居落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勤劳稼穑"，李氏家族终于在当地"生齿寝繁"，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姓。
上文提到广东长乐人钟宏予的口述史料《入川履历》记载说，当他们一家人来到简阳县东面一个叫会龙桥的地方，在凤集书院屋左石墩上研房内暂宿一夜。次日，至寨子沟，"登山一望，见上面山高富厚，层峦耸翠，意注在斯，便不欲行"。随后，又来到踏市(今简阳县踏水桥镇)下榨子字库边一个香蜡铺内坐谈，店主款茶相待。正在这时，"上沟突来一人称香蜡，问知同宗，亦来款茶"。经与宗人交谈，"宗人便说佃居肇祖山南方姓业室，我只种得一半，意欲分半招佃。来看者俱是异姓，不便同居。如不弃，随便来看"。及至一看，田土俱好。又看宗人内忠厚老实，可同居。于是，便将行李搬来此地居住。后来，钟氏终于在这个地方落地生根，繁衍为简州一大望族。
清代四川移民数量众多，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依托同宗同乡选择居地是移民抵川后的首要选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选择方式。与上述相信同乡、同宗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移民中也有这样一部分人，他们抵川后或许尚处于盲目转徙状态之中，一时对于初居地的选择原本没有固定的打算，因而采取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度。
例如，内江方碑乡《吴氏族谱》记载说，吴氏先祖吴细人蜀，来至内江西乡铁门坎路旁的一口井边，因为口渴，"以瓢汲饮。瓢沉，日：木浮而沉，吾其居此乎!"于是，他便沿溪相宅在天马山芦林沟安家定居。此事虽然发生在明初，但这种以木瓢沉浮这一偶然因素来选择落脚点或定居地的做法，在清初移民过程中也时有发生。
广东兴宁县71(口嘘张公寨人周元光，于乾隆六年(年)6月29日率子孙5人启程，从陆路经过贵州步行到荣昌昌明石板田(现荣昌县盘龙镇石田村)，路过杨家河时，觉得口渴，出随身携带的碗到河里舀水喝，一不小心就把碗掉入河中。他们认为这是天意，指示他们应该就在这里落户生根。于是，他们便决定不再继续前行了。
与这种听信天命的做法不同的是，来自湖南的文氏李祖妣，在选择何处安身的问题上，则把信天命与自己在当地的客观感觉结合在一起。
前文提到，文氏李祖妣不辞57岁高龄，带着6个儿子入川，在经历了长途跋涉之后，来到异乡，离愁别绪，寂寞伤感，举目四望，不知到何处安身。"择历许久"，终究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落脚点。不料有一天，来到川北潼川府乐至县一个名叫"李逵坝"的地方，她顿生灵感。碑文记述说："李氏祖妣触悟日：坝名李逵，殆为李氏祖引导其先路也"。在这里，引起她"触悟"的兴奋点和联想点是：这个坝名李逵坝，我也姓李，由此感悟到，李逵既为她的同宗先辈，这是不是"李氏祖"在前面给她引路，让她在此定居下来?于是，她在冥冥之中，初步决定选择李逵坝作为居地。
当然，承认移民在初居地的选择上，有凭客观感受作出判断的一面，并不一定否认在移民中也有人在人川后，在如何选择初居地上保持着自己独立的主见。
例如，来自粤东的客家移民钟宏予就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客家人。根据前文所引史料，当初，他在来四川的路上，因为盘费不济，为了继续筹措经费，被迫在湖南浏阳县作暂时停留，在与同路的幺叔一行人分别时，他所说的一席话，就表达了他对入川后选择居地的看法。他说："各位前行，不必为我忧。但至蜀，或佃或买，务择仁里，莫居闹市。又莫太远，以免他日完粮过税、考试下场，嫌其路远。"
这里的"仁里"，其实就代表了当时移民心中的最理想的人居环境。在钟宏予看来，一个充满仁爱的居住环境，应该符合三条标准：一是"莫居闹市"，二是"又莫太远"，三是有利于"他日完粮过税、考试下场"。这样的择里观，既考虑了远离闹市的喧哗，不受市井风气的影响，有利于集中精力从事耕殖；同时，又从未来长远发展着想，选择的居地又不宜距城镇都市太远，以利日后完粮过税、考试下场，乃至于从事经商贸易都比较方便。这样的择里观，代表了一部分来自粤东的客家人的看法，是相当富有远见的。后来，当钟宏予几年后进入四川，来到简阳县踏水桥境内，偶遇同宗，把他带到寨子沟实地考察，于是，更加坚定了在此地落户立业的决心。这样的选择是否符合先前所主张的三条标准，已经不得而知，也并不那么重要了。
总之，移民们人川之后，为了解决眼前落脚点和初居地的现实问题，都曾经有过以某种方式来选择住地的经历。他们之所以选择在某个地方落脚初居，其中自有一定来历，肯定都是有一番道理的。
"住山"与"住坝"
与移民入川后在何地初居的选择相联系的是，他们为了适应客居环境的需要，而不得不采取群居形态的居住方式。这是因为，迁居四川的移民，除了个别是单身外，相当部分人是带着妻儿老小，或者举家或者举族而来的。这些人本来在原籍就同在一个家庭、家族，或者在同一个乡里生活，他们进入四川后，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为了彼此有个照应，更愿意在落脚之地采取同一个家族集中居住的方式。这种情况以移居四川的客家人表现得最为突出。
来自闽粤赣边的客家人，由于人川时间较晚，抵达四川后，既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挑战，同时更要面对早已在平坝插占田地、安居落户的湖广人的强势文化的侵蚀。为了在这样的生存空间站住脚，客家人势必作出这样的选择：保持群居聚落。
作为聚族而居的典型，在成都东山客家聚居区内每个乡镇都不乏这样的例证。由于民居是家族形态的凝聚点，所以只要从实地和老的地图上，便可以发现许多以某一姓氏命名的地名，如：李家坝、林家湾、钟家营、廖家祠、谭家庙、冯家老房子、吴家新瓦房、曹家林盘、朱家堰、黄家烧房等等。这些便都是当年客家人采取家族聚居形态，适应陌生环境所留下的居住遗存。
而在东山地区，客家人的群居形态又往往是通过"住山不住坝"的居住方式体现出来的。从表面上看，"住山不住坝"是出自对闽粤赣客家原乡祖地同样的生活环境习惯的恪守，但更重要的是，新的生存环境不允许他们分散在平坝居住。因为，平坝早已为湖广人所插占，在那惜地如金的平原大坝上，绝不会为初来垦荒的客家人提供聚族群居的条件。而只有东山丘陵地带才有足够的空间，为众多创业的客家人解决聚族群居所需要的宅基和土地，以及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住山不住坝"的居住方式之所以在成都东山地区得到传承延续，是客家人适应客观历史环境与发挥主观优势与潜能的产物。
这是因为，一方面，从客观的历史条件讲，清康熙二十年以后，四川社会基本安定，客家人才开始大规模涌人四川。在康、雍、乾掀起全川大规模移民浪潮之际，由于川西平原北、西、南三面的好田好土，已被捷足先登的湖广人抢先占耕，龙泉山西边就只剩下这一大片荒芜的次田次土有待开垦。于是，西进的客家人，只能在历史为他们准备的这个生存空间里创业3酥猓鞘潜鹞奁渌≡竦摹
另一方面，从客观的自然地理环境讲，东山虽名之为"山"，其实乃是一大片相对高差不超过50米的黄土浅丘。这里，土壤贫瘠，黏性很强，透气性差，严重缺水，交通不便，自然条件较为恶劣。但是，当时客家人却把它视为最适合生存的乐土。这是因为：其一，这里缺水的自然环境，与进入这一地区的大多数粤东客家人(主要来自清朝嘉应州长乐、兴宁等地)所熟悉的生活环境极为相似，所以他们抵达这里后，能很快适应周边的生活环境，从心理上克服异乡异境的陌生感。其二，迁川的客家人大多采取聚族而居的生存形态，这种居住方式在地少人稠的平原地区极难实现，而在这片浅丘地区却容易找到适合定居的土壤。其三，这一地理环境，最适合发挥客家人擅长旱地农业的优势。客家人凭借在生产工具、农作物、栽培技术和经验方面的特长，因地制宜，在发展此区经济上大显身手，大有作为。其四，西进的客家人之所以看中这块地方，还在于它紧靠省会城市成都，具有发展商品经济的巨大潜能。因此，当历史为他们准备这片黄土丘陵的时候，客家人也从经济地理上选择了这片有待开发的热土。
客家人虽然恪守着"住山不住坝"的取向，但在东山区内部却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例如，凡是最先来到东山耕垦的客家移民，往往选取这＊＊域内"条件较好的平原向丘陵的过渡地带"，包括沿沱江上溯往南的金堂、新都、青白江一部分；接着，来得稍晚的客家移民，选取与此相邻的东山腹心区，这里"条件较差"，包括石板滩、洛带、西河三镇及其周边地区；最后到来的客家移民，在东山条件较好的地带均已占尽的情况下，只好在"严重缺水，条件最差"的洪河、大面、高店子定居。由此可见，即使住山，也存在着一个"趋利避害"的价值取向。
而在丘陵与平坝交界的客家聚居区，则既有"住山不住坝"的典型，如在东山客家方言区的边缘，在天回乡，客家人就分布在东南浅丘区的向海村、长胜村、土门村、大湾村和红星村一线，而不在平坝居住。同时，也有"住坝不住山"的典型。如在有20万客家人聚居的隆昌县，有一个叫周兴的乡镇，那里居住着来自广东、江西赣州的客家移民，周围还有湖南永州的移民。由于客家移民最先到当地闯世界，比永州移民去得早，所以至今在坝上聚居，而住在山上的则是迟到的湖南永州移民。
关于湖南永州移民住山不住坝的现象，在四川带有一是的普遍性。崔荣昌在《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一书中指出，湖南湘人一般说来人川比清朝前期的大批移民要早，他们完全有条件移居城镇和富庶的川西平原。可是，他们却放弃了进人城市和插占平原的机会，有的甚至还从城市转徙到山区。例如，中江《谢氏族谱》载，祖妣"率子来蜀，初住省城纱帽街，后迁汉州高坪铺，以后迁金邑(金堂县)，再迁简州，于康熙癸未年(年)迁四川北道潼川府中江县中村十乡同兴里何家沟翰村湾"。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迁徙定居现象?崔荣昌认为原因有二：一是避兵人蜀，城市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居住环境太不安全。二是避灾(主要是水灾)入蜀，对河平原心有余悸。例如中江县积金乡《李氏宗谱叙》说："湖广南北屡被水荒，民多流离，兼之边境骚然，征役不息，所在居民散徙他处......明季最为痛切"。正因为如此，所以湖南人迁川后，一般都聚居在远离城市的边远地区，他们湘语的某些特色才能保留到今天。
当然，"住山"与"住坝"，"住乡"与"住城"，反映的往往只是清初各省移民落脚定居时的最早取向，并不一定代表他们的终生追求。事实上，其后客家人与其他移民家族的居住状况并非一成不变的。一当在某地生活若干代以后，随着家族人丁的繁衍与事业上的发迹致富，他们不一定会死守在初居地一成不变。因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趋利避害"原则的支配下，为了更好地拓展自己的事业，他们也可能再次转徙，其最终的定居地不一定固守"住山"、"住乡"的传统。
最常见的规律是：凡有利于从事商贸和发展经济的平坝、河谷和城市、场镇，便成为他们的首选对象。如我们所熟知的韩素音所属的周氏家族，最后选择平坝郫县定居，然后向成都市发展。又如由湖南迁川的三台谌氏家族、由广东梅州迁川的仁寿袁氏家族，最后都由丘陵地带举家迁入成都，而一时成为大族的典型。另据了解，在下川南地区，即泸州、宜宾市境内，这里原本是客家移民迁川的主要区域之一。但据调查，现在的客家人往往围绕一些地势平坦的场镇聚居，很少有像成都东山那样的客家聚居村存在。这些例子表明，向城镇方向发展，才是他们的最后归宿。
三、河滨人家兵人豕同治《南溪县志》提到了有别于上述类型的另一种居住方式，即临河而居、临河而耕的问题。该记载说："大约土著之民，多依山耕田；新籍之民，多临河种地。种地者，栽烟植蔗，力较逸于农，而利或倍之"。这里所说的"土著之民"，是指清初大移民之前的土著居民，他们以湖广籍为、主体，仍然坚持传统农业耕作方法，"多依山耕田"。所称的"新籍之民"，大多是来自岭南地区的移民。据当地"父老相传"，这些移民迁来者众，从故乡携来了许多当地"明代无有"的新物种、新工艺，由于这些新物种，如甘蔗、烟草等大多种植在沿河台地上，仅为移民所为，由此形成了一种"河滨人家"的新景观。这些"由故乡携种来蜀"的人家，"百年递衍，遂为大宗"，以至在南溪县中，"富室之家，多以制糖起家"。
南溪县位于长江之滨，出现这种"新籍之民"沿河而居的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按理说，这样的居住格局在四川其他临江之地也应该存在。这只需要把分布于各大江河的甘蔗、烟叶产地列出来，情况就一清二楚了。
与南溪县相邻的富顺县，位于沱江之滨，也是甘蔗的主要产地，至民国年间，全县的糖蔗产出额在3亿斤以上。溯沱江而上，内江更是清代种蔗制糖的中心区域。甘蔗传人四川，最早就是康熙九年广东移民在内江梁家坝试种成功的，其后，甘蔗的种植逐渐遍及沱江各地。"沿(沱)江左右，自西往东，尤以艺蔗为务，平日众夫力作，家辄数十百人"。及至民国时代，四川甘蔗种植已遍及四大河川(嘉、岷、涪、沱)地带。根据西南交通大学民居学者季富政教授实地考察，位于内江西北沱江边上的樟木镇，是一个移民大镇，其中半个镇的居民都姓"官"，其祖先来自福建，依靠做糖生意发的家。发家后在镇上和场镇外修建了许多民居，现在看来仍然气派，并带有闽南风格。
至于烟草的种植，以福建移民最为著名。在川东的云阳；"业烟草者多闽人，赖、卢诸姓皆清中叶来，以其业名县中，利颇饶，今土人承之"。在清乾隆时期，四川烟草生产形成了成都平原和盆南川江沿岸两大片区。成都平原片区，最早就是由原籍江西瑞金的移民傅荣沐，于雍正七年经湖南带到沱江流域的金堂试种，并广为传播种植的。盆南川江沿岸片区，以位于长江之滨的合江烟最有名，仅次于成都郫县所产的郫烟。
由此可见，这种由于移民的迁入所形成的"沿江而居"、"沿江耕种"的现象，是随着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的栽种和推广而形成的，事实上是遍及于全省的各大河川地带。无独有偶，本书第一篇的主人公--来自福建的陈时安兄弟一家，就属于这种类型，其初居地与居住方式，就选择在河川之旁。为了深入解剖这一现象，不妨再从家族的居住环境作一些考察。
据同治三台《陈氏族谱·详记规约序》记载："我祖时安公乾隆壬申年(十七年，年)由闽之漳平挈家迁蜀，其始侨寓顺庆，继寓遂宁，后乃移居三台。"这段文字提到了陈时安一行人由闽迁蜀，抵达四川后最初的落脚点是顺庆，然后又侨寓遂宁，最后才在三台寻找到定居地。这里的顺庆、遂宁、三台，都只是府州一级的大地名，似乎看不出具体居地究竟是什么位置与环境。可是，在该谱人物传记的叙事中，却把这些问题补充说明了。
如《陈兆深传》记载说："兆深，19代，时安之长子。年十二岁，于乾隆十七年随父由闽入蜀。始居顺庆府渡鱼坝，继迁遂宁南坝佃耕。勤劳稼穑，贸易江湖。又迁三台县柳林坝佃耕。"《陈兆涵传》记载说："兆涵，19代，时安之次子。十岁随祖入川，十六岁卒于遂宁南坝芋头嘴。"
从这些记载可知，该陈氏一家进入四川后，首先选择顺庆府渡鱼坝作为初居地和落脚点，继迁于遂宁南坝芋头嘴，最后定居地在三台县柳林坝。细查地理位置，这里的渡鱼坝、南坝和柳林坝，前者在嘉陵江畔，后两者则在涪江之滨。
今按：渡鱼坝，当为都尉坝的俗称误写。在顺庆府南充县境内嘉陵江畔，有坝10余处，皆无渡鱼坝，只有都尉坝，由于在四川话中，"尉"读作yu，与"鱼"同音，二者读音相近，怀疑系后世流传中的误写。(见左图)
在明人曹学俭《蜀中名胜记》中，早有文献加以记载，称都尉坝得名于其地的都尉墓。而清嘉庆《南充县志》则明载，都尉冢在凤丫山北，距南充府南七八里许。承南充市志办潘大德先生提供有关都尉坝的历史资料及现状图，说都尉坝原来地处嘉陵江边，整个坝为两个台地，总面积有10．67平方公里，其中河坝部分(包括沙洲)面积为4．27平方公里。查新编《南充县志》，在明洪武元年(年)大水凿穿龙门、嘉陵江自然改变河道之前，都尉坝原为河床。随着河道的改变，都尉坝河床逐渐上升，逐渐堆成为沙洲，迄今已上升10至40米。都尉坝后因在民国22年(年)修建为机场，又被人们称之为"飞机坝"，现已成为沟通内外的空中港口，今属南充市嘉陵区火花乡境。
遂宁南坝芋头嘴，在遂宁城南涪江畔。承遂宁市博物馆刘书林先生来函告知，经他托人打听得知，遂宁南坝纵横数十里，芋头嘴现名南强镇马宗岭村九社(即三大队九社)。据当地老人介绍，因为几百年前有一条小河围绕山嘴而过，坡上插了一根芋荷杆，后长成樟树，樟树大的要几个人才能围抱，故名"芋头嘴"。(见右图)三台县柳林坝，在县北涪江畔，因有险滩而闻名。光绪《潼川府志》称，柳林滩，在三台县北十七里观音渡上。民国《三台县志》记载说："柳林滩，在县北十二里。怪石罗列，商船偶有不慎，即为所损。天晴之际，滩声震吼，声闻十余里。"
上述3个坝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均处于紧邻川江正流，其地基本上属于河流改道后所形成的河滩地，土质不好，随时可能遭受季节性洪水的淹没。这种河滩地，在四川当地被人称作"水打地"，由于收成不稳定，无人愿意耕种，经常被抛荒闲置。陈时安一家由闽入蜀后，何以首选顺庆府南充县境内嘉陵江段的河滩地作为落脚点和初居地，族谱没有记载，据分析，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客观条件看，这与他们人川时间较迟有关。由于顺庆府在清初是较早属于川省政权治下的3个府之一(另外两个府是阆中府与潼川府)，社会秩序恢复较川西地区为早，吸收外来移民相对较多，荒田荒地开垦较为充分。当乾隆十七年(年)陈时安一家由四川东部就近进入此区之后，这里早已无荒可开，无地可佃。在这种背景下，只有不为人们看好的河滩地可供他们选择。
其次，从主观条件看，河滩地正好可以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这些不被人们看好的河滩地，虽然有被洪水淹没的不利的一面，但由于濒临江河，却有利于从事水上养殖。前文述及，陈时安一家在原乡虽然生活在福建博平岭东侧的大岭村，但其下有九龙江的支流经过，在土地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他们祖上就是依靠养鸭作为副业，以弥补家用。长期的养鸭实践，使他们一家掌握了一套在江河池塘中放养鸭子的特殊技能。因此，无人佃耕的河滩地正好给他们提供施展才能的场所。
最后，最重要的是，河滩地虽然土质较薄，不宜于种植稻麦，但由于沙层堆积所形成的土壤透气性能好，特别适合栽种经济作物烟叶与花生。烟叶与花生是福建闽西原乡常见的农作物，家家都能种植。根据口碑资料，陈时安在柳林坝定居后，就是靠种植烟叶发的家。而上文引录的，跟随他人川的二儿子陈兆涵，时年10岁。当陈兆涵16岁时，却早逝于遂宁南坝芋头嘴。据传，死因就是因为在河边守夜，不慎失火，被烧死在花生棚子里。
正因为以上这些主客观条件的结合，这才使得来自福建的本书主人公--陈时安一家人，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河滨人家。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到，移民在定居地采取"临河而居"的居住方式，主要受定居地的经济生活方式的影响较大。这是因为，当移民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异乡环境中生存，首先面临的是维持生计与站稳脚跟的问题，因此，在选择居所时，当务之急自然是考虑如何有利于发挥自己的谋生优势。于是，随着他们所携带和掌握的诸如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与经济技术的推广与普及，这部分移民也就相应地在沿江地带定居下来。
除了上述经济原因之外，还有两个因素必须考虑进去：一个是政治因素，即来自地方官府的行政安排；另一个是传统人文习惯因素的影响。
关于前者，据《云阳县志》记载，云阳县的移民夹着滚水分作南北两岸(应作东西两边)，南岸是明朝洪武时从湖北麻城孝感迁来的，清代成了土著老户；北岸则是康熙、雍正年间迁入的寄籍户，其中以两湖人士最多。他们迁移时间不同，形成的风俗习惯也有差别，大致南岸俭而北岸奢。这里提到，分布于云阳淡水两岸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他们只是由于迁时间早迟不同，而分居于滚水两岸的。他们之所以保持沿江而居的方式，可能是自发形成的，也可能是受政府行政干预的结果。这是因为，当地土客矛盾由来已久。"土著之民无券契，自云洪武年间来蜀，挽草为业"。在清初"颇仇客民，久乃相浃"。在这种背景下，既然一岸以土著为主，把新来的客民相对集中于对岸，利用天然河流分岸居住，就能有效地避开"土""客"之间的冲突，从而有利于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
在清代，这种依靠行政手段干预移民居住方式，不仅限于临江地带的云阳，就是在川中的威远县也有类似情况发生。据记载，该县土著之民，大多集中在明代所设立的东西南北四乡，由此形成为"东西南北，半多老户"的格局。清初以来，随着大量移民的涌人，"有司虑无以处之，于是，捐兹一隅之土处客民焉"。也就是说，清朝又在原来四乡的基础上，特地为安插移民设置一个新乡。只不过，被分隔开的客民，由于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其居住地不是设在水边，而是被安排在相对偏远的山区。
关于后者，即移民居住方式受传统人文习惯因素影响的现象，集中表现在湖广人聚落形态的外形，大多呈长条布局特征。在四川乡间各地，但凡是湖广人的民居聚落，一般都采取"一字形"长条布局，民间习惯称之为"火筒子"房。这种聚落布局模式，正是湖北民居的基本特点。据研究，由于受基本环境因子--河湖水体的影响，湖北民居聚落一般沿水体边缘伸展，自然而然便形成为长条形布局。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由于受地貌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水道是古代最重要的交通线路，聚落作如此延伸，可以最大限度地分享区位优势。深受湖广文化影响的四川人，其民居聚落遍及巴山蜀水，尽管许多建筑民居不再临江，但由于受原乡传统人文习惯的影响，至今仍然采用"一字形"的布局模式，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就在于此。
备尝创业艰辛
绝大多数迁川移民出于生存的需要，入川之后来不及进行休整，立即投身到艰苦的劳作之中。他们一般都经历了为人佣工，再到佃种他人田地，直至成为自耕农的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可以说，入川定居的移民，几乎家家都有一部艰辛的创业史。而最终能够品尝到发家致富成功欢乐的，也只有少数人而已。
一、佣工谋生
对于渴望在四川获得土地的外省移民来说，由于入川时间迟，错过了通过"插占"报垦和以廉价购买的方式获得土地的黄金时机，最后，不得不接受替人佣工佃种的命运，这是许多移民所意想不到的事情。
本来，在清初四川田地普遍荒芜、人稀土旷的时代，是最容易通过插占报垦，或以低廉的代价获取土地的。这样的黄金时段，大致出现在康熙中后期至雍正初年。但是，随着。各地旷土开垦殆尽，这样的机遇也就越来越少了。例如，在绵竹县，到康熙末期，"荒地都行开垦，一片水田，秧针如绣，实不让于水乡"。安岳县在康熙三十到四十年期间，垦殖高潮渐起之时，"招徕渐多"，元气"犹不过十复其五"；但到了乾隆时期，其地则已经"开垦殆遍，几于野无旷土了"。乐至县在康熙后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田地益辟，烟户渐蕃，遂无插占"，于是，随之便出现了"买卖田房以著"的现象。
这种现象，在一些官员的奏疏中得到了证实。如乾隆八年(年)十月，四川巡抚纪山在奏疏中说："查湖广等省外来之人，皆因误听从前川省地广人稀之说，群思赴川报垦，不知川省已无荒可辟"。纪山这个奏疏写于陈时安一家迁川前9年，可以视为那一时期外省移民人川前，四川整个社会环境的真实写照。也就是说，到了乾隆初年，插占报垦的阶段早已成为历史了，川省土地已经到了"无荒可辟"的局面。
"无荒可辟"的局面只是终结了以往通过插占报垦，或以低廉的代价获取土地的历史，但是，却为更多移民入川从事"佣工佃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正如贵州官员在奏折中说："风闻川省地土广衍，年岁丰熟，虽无荒地可垦，当可佣工佃种，易于觅食，以故人川民人络绎不绝"。加之，许多移民以亲戚在川，有亲可傍为由，大量涌进四川，可以通过佣工佃耕的方式谋生。正如广东官员所说："省果无可耕之地与可依之人，何至数千里外挈家荡产而轻去其乡?况粤民之入，实为倚托亲族耕种谋生而往。"
在这种背景之下，外省移民如果条件允许，有能力筹到资金者，还可以从一些较早入川并取得土地的人们手中购买土地，从而成为自耕农。例如，有一个名叫涂宏亮的湖广人，在迁之前，听别人说四川的荒地很多，"占垦者至，则各就所欲"；占地后，只要把地牒呈报官府，官府不问地方有多大，就发给土地执照。在这种传闻的鼓动下，他于乾隆二年(年)携16岁的儿子离开湖广，来到云阳县创业。谁知到了那里才发现，"占垦之例久废"。也就是说，清朝政府早就取消了插占报垦的优惠政策。面对严酷的现实，他只得自己筹集资金购买土地。但由于经费不够，便与卖方约定，等他从湖广措资回来偿还。于是，他又"挈其子归蒲圻"。
然而，对于相当一部分移民说来，他们离井背乡，来到四，早已卖掉了原乡的田产房屋，义无反顾，做好了在蜀中落业的准备。他们所带资金有限，不足以买地置业，因此，只好佃种他人土地，加入到佃耕大军行列之中。例如，广东长乐人张文瑞，于康熙四十六年(年)携家室动身上川，原本准备有充裕的旅资，但由于对途中的困难估计．不足，以至在贵州境内，途遇风雪，被迫多住40天，结果，抵达目的地新都时，"带来银仅三十四(两)"，显然已无法在当地置业，于是只得面对现实，为人佃耕，"与三伯父在马家场当田一分耕种"。
除以上两部分人之外，移民中还有一部分赤贫者，由于人时盘费不足，人后两手空空，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为人佣工。例如，广东永安县移民江海清三兄弟，追随迁浪潮，"因无资斧，路上停留多，前进缓，至蜀时，已无无主之田土，而归不得"。这里说的是，江氏兄弟因为没有盘费，路上停留的时间较久，等他们赶到四川时，已错过了"插占无主之田土"的机会，欲返回原籍又没有条件，因此，不得不为人"佣工"过活。
这种依靠"佣工"度日的现象，在乾隆年问入蜀的迁川移民中比较普遍。例如，成都龙泉十陵卢氏人川始祖卢仁彦，于乾隆二十三年(年)正月吉日携二、三、四3个儿子，从粤东出发，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在四月中抵达华阳北门外隆兴场，依族人卢朝华而居。由于他生怕"偷安旦夕，无以供朝夕"，于是，"伫足三日，即命次子佣工于乡邻，三子牧牛于族党"。这里说的是，卢仁彦抵达川西驻地才三天，就开始投入劳作之中。由于没有土地可以耕种，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命子"佣工于乡邻"，命三儿子去给本族同宗当放牛娃。
原籍广东兴宁的14岁客家少年刘秀标，抵达重庆江津县油溪镇，当晚在一户人家的吊脚楼下露宿一夜，第二天天刚亮，他就找到一份替人放牛的工作。所幸这家女主人富有同情心，怜其贫苦，把他当作自己儿子一样照顾，到了晚上，还叫,把破衣服脱下来替他缝补。由于衣服长期没有洗过，又脏又破，已经长满虱子，该女主人甚至还将其衣拿去"蒸湔"。
刘秀标的胞兄刘秀桂，早其弟几年入川，当时他也只有14岁。抵达川省后，首先在重庆府永川县"习石工艺"，即替石匠当小工，结果不小心，被石头砸伤了脚，"成脓疮"。刘秀标好不容易找到哥哥，并经过多方医治，才把,的脚伤医治好，结果"疾愈钱罄"。两兄弟没有办法，求人借贷，"人不允"，不得已，只得靠乞讨度日，"迫为乞人"。像刘氏兄弟这样初人蜀境即沦为乞丐的悲惨遭遇，是当时部分赤贫移民艰辛生活的一个缩影。
根据川西平原的调查，截至解放前，地主富农佣工或雇工分为四种形式：
一是长工。常年在地主富农家干农活，雇主除供给食宿外，每年给长工1～3石谷米，有的发3件衣服或给土布1疋作为工资。长工伙食与主人分开吃，平常一般吃素，一月之中有两次吃荤，俗称"打牙祭"，习惯定在初二、十六日，故四川话中有"初二、十六打牙祭"的谚语。成都邛崃有一首民谣唱道："一张桌子四角方，唯有长年不好当。主人桌子摆酒肉，长年桌上摆面汤"。
二是季工。指在大小春、农忙季节给雇主干活的短工。大春一般在春分上工，端午下工。每季干2～3个月，工资按劳动月数计算。一般除食宿外，视劳动强弱可得到4～6斗米。
三是月工。指在农事最忙的季节，给雇主劳动1个月以上的短工。一般为栽秧打谷时雇工，工资按月计算，除食宿外，每月工资可得1～2斗米。
四是日工。又称零工，为农忙时临时雇用。雇主除管伙食外，工资分大工、小工(栽秧打谷为大工，薅秧、扯草为小工)，大工日工资1．5～2升米，小工0．5～1升米。每年农忙季节，各地打工农民三五成群，聚于城镇，廉价出卖劳、动力，俗称"人市"。有一首卖工歌唱道："新打锄儿角角尖，栳起卖工打天天。顿顿吃的玉米饭，面朝黄土背朝天"，即反映了雇工的艰辛。
以上虽然是截至近代的雇工种类及其生活情况，这其实也是清初以来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和缩影。清省移民在生计无着、替人佣工期间，付出的是汗水与辛勤，而所获的报酬却十分低廉，很难维持温饱。
据三台《谌氏族谱》记载，原籍湖南安化移民谌安仕，于雍正四年(年)15岁时由楚来川。抵川后，借住在三台南路官庙景福院中，后经人介绍，去景福院鲜家嘴谌益内弟陈惟明家做佣人，并"预领工资铜钱十二串"。由于谌安仕与谌益礼同为"先祖四九公之后裔"，有同宗之谊，谌益礼还是他的族叔，可能因为这层关系，谌安仕在族叔内弟家做佣人，还能事先预领铜钱12串作为工资。
而刘秀标就没有这么幸运。据记载，刘秀标为人牧牛，不仅没有预领工资，并且明确说"初年无资"。所谓"初年无资"，就是开初第一年，不领工资，只给饭吃。后来，到了第二年，"始给工资一千五百文，三年亦仅给二千五百文"。
以下是有关档案资料中所提供的清代四川雇工、童工工资情况：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清代乾隆年间一般雇工日工资在70文，年工资在文至文左右，到了嘉、道时期，雇工年工资一般在0至0文左右，嘉、道时期工人工资高出清初一至二倍。从而反映出清初四川地主利用外省移民初来，衣食无着的困境，极力压低雇工工资和残酷剥削童工的情形。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一些族谱上，见到了许多移民初入蜀境替人佣工期间，由于工资低微，而不得不在贫困生活中挣扎的真实记录。
例如，有一个名叫万安静的广东人，在原乡苦作山佣者20年，仍不能发迹，遂决定辞粤迁蜀。乾隆六年(年)，万安静偕妻携子，一行三人，由粤东嘉应州长乐县迁蜀。"＊＊落寞，行李萧条，跋涉五千里"。及至蜀，他们最先来到成都凤凰山，没有房子住，便"编茅而处"。当时，全家"钱不满千，米不盈斗"。全靠万安静"负贩谋生"。"越二年，贫不可支"。后迁于简阳县凉风顶、肖家沟，佃富者田土而耕。于是，"竭力躬耕，不分旦夕，虽聊堪度日"，但是，随着"诸父辈弟兄七八人相继出世"，"食指日繁，依然四壁萧然"。居16年，迁于百工堰。又过2年，迁于山泉铺。以三两六钱银，佃李姓之业居焉。尽管如此，仍不能使全家求得温饱。于是，不得不继续替人佣工。由于"时工资甚薄"，所以，"所获无多。家人恒不得一温饱"。乃至小孩长到10多岁，还从来"未见袜袄者"。
该《万氏族谱》还提到：全家人"长者为佣，少者为牧"。年过七旬的万安静，"因刈草伺牛坠于崖，几至绝命，半载力愈，仍欲躬耕"。他的儿子万桂章，"幼遭贫困，七八岁即为人守葱蒜，牧牛羊。长又苦作山佣，傍人门户者十余年。个中汗力之劳，辛霜之苦不能枚举。后为人刈麦，常于昏夜中不断镰声。裸体批汗巾，虽汗流巾透湿，不鸡鸣不遑息也"。到了壮年，开始烤酒，"督理烧房，日居烟火窟中，虽熏得双眸欲裂，亦不辞其责。曲蘖之余，不忍一息。闲或披蓑戴笠，躬耕于三春之中。或负笼担囊，送酒与百里之外......披荆斩棘，风雨中亦不倦也!"他的妻子刁氏，"随公几庭播迁，一家十余口，赖孺人独操中馈。炊爨之余，佐公耕稼。日则流汗相随，夜则挑灯纺绩，无一夕得安闲，勤劳备至。"
出生于乾隆八年(年)的谌孝海，是由湖南迁川谌氏宗族一支成员、六甲后裔谌安仕的次子，他在为其父谌安仕撰写的传记中也写道："当斯时也，家无斗宵，饕餮莫给。宁甘袖手而待毙者乎?只得营工度日，赡顾一家，以免悬罄之悲!"谌孝海还在为其父谌安仕撰写的一通墓碑序文中，详载了这段佣工度日的艰苦过程：
(谌安仕)自雍正丙午由楚入蜀，偕祖父母及诸叔父，并携胞叔辈，始迁铜梁、遂邑诸郡，继迁三台。徙居无常，营谋匪定，所食者力耳，所衣者力耳。维时家无寸积，业无寸土。披星戴月，几亡昼夜晨昏。犁雨锄云，何知雨雪风霜。只想携眷来，或可大振家声，无知命运多舛，谨能谋衣谋食。
谌孝海作为移民的后裔，在回顾先辈创业历程时，明确提到，其父辈原本"只想携眷来川，或可大振家声"，结果错过获取土地的最佳时机，抵川初期，"家无寸积，业无寸土"，窘困万状，"命运多"，"所食者力耳，所衣者力耳"!在营工度日期间，披星戴月，胼手胝足，结果"谨能谋衣谋食"而已，与万静仁的情况相类："所获无多，家人恒不得一温饱"。
原籍广东兴宁县的刘子进，在迁川途中，妻子徐氏因患麻疹身亡，年仅22岁，留下一子一女。因苦无盘费，止于荣昌之烧酒坊场背，帮人做长工。刘子进经常带着尚需哺乳的儿子在田间劳动，因为无乳可喂，只好向过路的少妇哀求，为小儿讨一口奶吃。《刘氏族谱·从广东进四川梗概》记述说：(刘子进)"见有少妇人带在伊过者，便问：嫂嫂有乳否?此子六月无母，有乳舍点我儿吃吧!屡屡如此。"后来此子渐渐长大成人，是为刘有章。刘有章成家后，辛苦度日。"只得编箩易粟"，夫则佣工，妻则绩纺。刘有章夫妇共生有五子四女，因为无法养活，命运十分悲惨：三妹8岁而嫁黄姓为室，四妹三朝抱与廖姓，五妹3岁而嫁谢姓为室，六弟、七弟8、9岁与人牧牛度日，八弟、九弟尚小，"饿死数次"。刘子进83岁时，得病月余而死。"当是时，家无粒米，家贫如洗"。只得"草草安葬"，连丧葬用的"衣食棺木"都是邻里亲戚捐献凑钱代办的。入川后依靠佣工谋生的刘子进及其家人的悲惨遭遇，便是那个时期众多移民生活的缩影。
成功之道
光绪年间有一个名叫廖春海的人，在为族谱撰写序言时，回顾了自己家族的盛衰历史，他写道：
吾族之盛，盛于曾祖昆季也，嗣是而渐衰，至今日而大衰。高祖自粤来蜀，不挟一钱，昆季力作，暮年置产数千亩。与曾祖为昆季者承先人遗业，能者增产数倍，不能者亦不失其所。分授二三十人，中无一人破家者，何其盛也。与吾祖为昆季，破家者十之一二。与吾父为昆季，破家者十之五六。与吾为昆季，破家者十之八九。
这段话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清初以来移民家族社会经济地位变迁带规律性的轨迹：在作者高祖辈，从"不挟一钱"入川，通过"昆季力作"，到晚年可以置产业数千亩，成功率达到％。到其曾祖辈，基本能承继先业，并"增产数倍"，尚无人破产。到其祖辈，成功率为80％～90％，破产率达到10％～20％。到其父辈，成功率降至40％～50％，破产率达到50％～60％。到作者辈，成功率降至10％～20％，破产率高至80％～90％。
作者所称高祖，为雍正四年(年)人川之廖体用，其暮年发迹的时代，当在乾隆之世。据谱载，该廖氏置业过程是：雍正十年(年)，置业新都繁阳山下。乾隆二年(年)买简州孙家嘴业。乾隆八年(年)买华阳新河堰、杨家坝等业。可见，廖氏从"不挟一钱"人川，到置业数干亩，前后仅仅用了17年(～年)，其增殖速度之快、置业数量之大相当惊人。
雍乾以前，四川抛荒土地甚多，许多先期入蜀的移民和返籍的土著，因大量插占土地而成为垦殖大户。由于当时劳动力普遍缺乏，他们不得不大量招人佃耕，这就为随后迁入的移民通过勤俭劳动、积攒余资、买地置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从而满足了这部分移民对于土地的需求。于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许多移民得以在经济上迅速崛起，由佃农而自耕农，由自耕农而成为中小地主。像廖体用这样的典型事例，在全川各地比比皆是。
经济地位迅速上升的移民，大多于康雍年间入川，以下仅以统计表的形式列举部分实例，以见一斑：
至于乾隆年间入川的移民，也有通过艰苦创业过程，而在随后的年代里实现经济起飞的。本书第一篇主人公陈时安，于乾隆十七年人川，在经过长达12年的佃耕阶段之后，其家也开始由佃农转化为自耕农，并进而在道光年间发展成为一个"田连阡陌，栋宇辉煌"的望族。其创业经历竟然长达93年之久(图见第页)。
我们无须从理性上归纳各移民家族通过艰苦奋斗，克勤克俭，坚持多种经营，加强经营管理等途径，进而达到发家致富的事迹和历程，这里，仅将部分移民家族为了教育后代儿孙，从持家之道的角度所总结的成功经验，加以集中展示。许多移民家族在经过长途跋涉、艰苦创业阶段之后，当家族发展、事业有成之时，大多会通过撰写族谱、家规、家训等方式，把家族艰苦创业的过程及其取得成功的秘密记录下来。
例如，原居于广东龙川的冯氏家族，至康熙初年"由粤迁蜀，落籍新都县东乡报恩寺侧，置有田业。自人川来，二百余年，世代繁昌"。该《冯氏族谱·宗规》明确写道："忠厚为传家之宝，勤俭乃创业之由。若奸险刻薄，怠忽奢侈，乃败家之因，切须记之。"
原籍广东长乐的范氏家族，于乾隆十二年(年)由粤东迁四川，在叙永居5年后，后定居于华阳县境，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广置田业、祠堂，成为当地一大"望族"。入川2世祖对扬公妣曾安人，亲身经历过范氏艰苦创业的全过程，当她去世前夕，与对扬公诀别说："结发之初，所期与君偕老耳。今命止此，君切勿以我为念。窃思君自幼至老，无时休。劳苦极矣。今而后田园庐舍，勿过为经营．，以保残躯。"《范氏族谱》还记述说，曾氏还嘱咐后辈云："为子者，尚其及时奉养。次勖男等以耕读二字，每以不获见一成名者为憾。次语诸媳以和顺二字，切勿乱我家法。嘱毕，瞑目而逝，无一语及其私者。盖先君自粤人蜀以来，兴家立业，凡艰难险阻之况，惟吾母实共尝之。"
原籍广东长乐的钟氏家族，清康熙五十九年(年)，携眷自粤迁蜀，适重庆府永川县东山寺侧居住，其后又迁威远。乾隆十年(年)九月，再迁成都府华阳县置家立业。《钟氏族谱》将其发家的经验总结为"祖训十二款"，称这12条祖训都是"格言至论，可各抄出。贴在厅堂，以作箴铭，以训子弟。遵此家法，一以绳祖武，一以贻后昆，胜读劝世文也。"其中有两条特别强调说：
耕读为本。人有本务，不外耕读二事。盖勤耕则可以养身，勤读则可以荣身。苟或不耕，则仓廪空虚，此乞丐之徒。不读，则礼义不明，此蠢愚之辈。凡我子孙耕者成耕，读者成读。此本所当务也。
勤俭为要。勤乃立身之本，俭乃持家之方。盖勤则能变其贫，俭则常足其用。古云男勤于耕得饱食，女勤于织得身光。量入为出，永无匮乏。此二者人道至要。吾子孙所当务也。
本节开初引述廖春海撰写的《廖氏族谱·序》，揭示了家族分化中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在其祖辈以下的三代人中，家族兄弟族人的破产率由10％～20％上升至80％～90％；而成功率则由80％～90％下降至10％～20％。为什么会有如此悬殊的结果?在该祖训作者看来，差别就在于能否坚持"勤俭"二字。他写道：
呜呼，厚已其勤俭也。诸曾祖虽甚富，然稼穑必躬亲，诸曾祖妣皆强健，躬执炊爨，汲水，负薪，磨谷，诸务不假他人。归宁不乘肩舆，当时亦无肩舆可乘也。田家作苦，外内协力，食以时，用以礼，是以田连阡陌，米粟满仓囤，牛马盈闲厩，积金满箱椟。诸子或盗用，层叠而揭取之，亦不觉也。
后世习于奢惰，衣服饮食必趋时，婚姻丧葬必美观，广置姬妾，交结仕宦，而务为豪举；徵逐优娼，沉迷烟酒而不知所返，而其妻媳则不主中馈也，其子孙则不耕不读不工不商而为游民也。其贫也固宜。乃既贫之后，其浪费嬉游仍如故也，其将来之所极，将有不忍言者。
原来，在其曾祖辈时，全家人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治家方针，不仅耕稼农活亲自参加，事必躬亲，而且，连煮饭、担水、砍柴、磨谷等家务活，也不劳烦别人。外出归来时从不乘轿，当时也无轿可乘。正因为全家勤劳节俭，内外齐心协力，所以才能做到家业兴旺，长盛不衰，以致出现"田连阡陌，米粟满仓囤，牛马盈闲厩，积金满箱椟"的景象。而反观其后世子孙，由于抛弃了勤俭这一根本法宝，习于"奢惰"二字，"衣服饮食必趋时，婚姻丧葬必美观"，加之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不耕、不读、不工、不商，游手好闲，没有不贫困的道理。而贫困之后，又不思悔改，仍然浪费嬉游如故，其前途注定是苦不堪言的。
本书第一篇主人公陈氏家族在道光二十五年(年)成为一个"田连阡陌，栋宇辉煌"的大宗族的情况下，也在一篇题为"崇德堂劝戒序"的祠堂训词中写道：
田产为饔餐之本，耕耘勿殚其劳，此光前裕后、足食丰衣所以由来欤......
总之，持身以谨慎为先，治家以奢华是戒。自来世家大族多由勤俭而兴，半由奢侈而败。故成立之难如升天，覆坠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尔宜刻骨。我陈氏聚族于斯者，百有余年，亦云久远矣!我子孙诚恪守规条，共相劝戒......愿汝曹佩服不忘，勿视为老生常谈也，则幸甚。
在族谱中还有一些格言、警句，也体现了这种精神。如说："不数年而田连阡陌，家道颇兴。有云：聪听祖考之彝训，先知稼穑之艰辛，可为公咏矣。"格言有云："呼童早起勤耕稼，教子迟眠苦读书。公之生平殆如是也。""虽日老农老圃，而譬之古人之教子有方者，殆不过是焉。"等等。以上这些话大多出自一个移民家族的后裔之口，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了坚持勤俭创业精神对于家族兴盛的必要性，可以说是对人川后移民家族所经过的那段可歌可泣的艰苦创业历程的最好概括。
下面，我们再援引一个客家后裔、四川大学张义生教授亲笔撰写的有关他人川先祖是如何通过"耕可致富"、"读可致贵"的艰苦创业经历的文章，作进一步的补充：
根据张义生的调查，成都青白江区合兴镇客家张氏入川的始祖张恭人，生于康熙四十六年(年)，世居原广东长乐县(今属五华)下拔水口寨。雍正七年(年)恭人公与其三哥自备盘缠，各携家属来川。于次年到达新都马家场，在先期上川的叔父瑞球公家暂住，所带盘缠殆尽。几经奔走，兄弟俩才在当地佣田一分耕种。兄弟两人在一起种田三年后，于雍正十二年(年)分家，各自创业。
张恭人兄弟从年来川到年的20多年间，几经搬迁，生六子一女，创业不遂。"囊无余粮，枕无余积，家境十分困苦"。至乾隆二十三年(年)才发迹。三子衍荣在当时的记载中说："自癸酉至戊申三十多年间，(乾隆十八年至五十三年，～年)人口吵闹，耕种不遂。三处两处，受尽颠簸之苦。二兄四弟和我四人，竭力同心耕种，早作晚归，体父母勤劳之心，教六弟衍朝勤诗书"。一家人同心协力，奋发不已。家和万事兴。到年后，"积累渐丰，锱铢日益"，置业多处。
众所周知，客家人住成都市东郊东山丘陵地带，所种土地，相当贫瘠，多数是黏性大、易板结的黄泥巴地，少数是红沙地，根本栽不出好的庄稼来，再加上是自给自足的经济，除生产粮食外，还要种植生活上的必需品，如棉花、海椒、绿豆等各种作物。这就需要勤快，精耕细作，投入更多的劳动和时间，才能得到好的回报。妇女的事也繁多。除一日三餐外，一家人的缝补浆洗、衣帽鞋袜的添制，都由她们在纺车上，一寸一寸地纺出线来，都由她们在手工织布机上一梭一梭编织出来。
先辈们的精耕细作，艰苦创业，虽无翔实的资料可查，但据对来川后的第三、四代的观察与实践，亦可见一二。先辈们常说：好庄稼要靠晒太阳。冬水田、旱田要做到三犁四耙。除草热土，多晒太阳，提高水、泥的温度，有利今后水稻的生长。春分后即开始第一犁。所谓"九九八十一，庄稼老汉天中立"，就是说的这个事情。十天后把泥耙平，然后再犁成泥坯晒起。四耙是在栽秧子的当天，天还未亮，在饭后要栽秧子的水田里，把水搅浑，这叫打浑水，使融融的稀泥粘附在秧子的根系上，促进秧子很快长起来。旱地每年都要翻一次。这叫挖炕地。特别是红苕地都要大块大块地深翻起来晒。经过冬天雨雪太阳的浸晒，来年土质疏松，冬眠的害虫被冻死，虫卵被杀死。种旱地要拉厢挖沟，以利排水防涝。春夏的农作物，既怕旱又怕涝。排水防涝是取得好收成的首要条件。先辈们在精耕细作上想得的确仔细。栽秧子前，要叫小孩子们把田边的杂草割去，免得和田边的秧苗争阳光，争肥料。谷子成熟了，风吹雨打后，有些就倒在田埂上。只要雨停风止，即赶紧用谷撑子，撑向田中去，免得人畜践踏，减少收成。夏天收了一季伏红海椒外，人秋后还想秋海椒有个好收成，就要追加肥料。在夏天雨水把海椒窝打平了，无法追肥，先辈们就叫小孩子们用竹竿把海椒窝子掘松掘深。肥料下去，非常集中，效果很好。上述种种耕作制度、耕作方法，在当地有很大的影响。路人常说，张家做活路，真舍得干，田头地尾，平平整整，看不见一根杂草，拣不到一块小石块。
先辈们讲勤快，很看重早晚，认为"早起三朝当一"，天刚亮他们即把子女叫起来，挑当天的饮用水，挖地种菜，给蔬菜浇水施肥。磨豌豆粉，推玉米粉，一家人的吃用，全靠手工磨出来。小娃娃起来喂磨子，扫地烧火，完后早读。晚饭后，仍是一片繁忙景象。纺纱、织布、打鞋底，宰猪草，喂猪，给猪圈搞卫生。砻谷、筛米，脱玉米籽，理红苕。把一窝窝从地里挑回来的红苕，一根根地剥去泥土，摘下来，以便下窖冬藏。小个子、锄头，好的自己食用，次的喂猪。
先辈们不仅讲勤快，而且讲节省。据张义生回忆，很典型的事就是，他的曾祖父一辈子只穿了一根围腰。烂了就补，补了又补。到他曾祖父去世时，这根围腰已经四五斤重了。后来把它剥成四层。他祖父4兄弟，各拿一层，保留起来，当成纪念品，教育子孙后代。
张氏极讲求读书，这是封建社会走仕途的必经之路。当然在重男轻女的社会，女子一般在长辈或家塾中，读《三字经》、《百家姓》、《女儿经》、《增广》之类的就止步了。男性子弟都须发奋读书。一般从五六岁就开始读。随着年岁的增长，多数随父辈种庄稼，少数佼佼者，继续深造，以期经过科举制度的各种考核，获取功名。
川的始祖张恭人好读书，少年就读于家塾。年20结婚后，仍读书3年。上川后，年，四子衍华捐纳国学。分家立业后，张恭人与五子衍朝、六予衍廷共住一处。衍廷不辞艰苦，仍然以力田自任，要五兄衍朝，矢志儒修，杜门不出。天报厥德，惟善是辅。乾隆四十四年(年)张恭人66岁，列学院科考(取得参加乡试资格的考试)，衍朝入简州学。嘉庆六年(年)，衍朝参加辛酉乡试(考中者称举人)，得副榜三名。年衍朝加捐教谕。嘉庆二十年(年)十月，奉宪任汉州儒学正堂。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来川始祖恭人公及祖公妣率领6子经过艰苦奋斗，已创业有成。乾隆三十九年(年)，他曾和祖妣总结过自己的经历："吾始艰难，今获安乐，子若孙，耕者勤，读者苦，成名应在日下，吾死后，勿忘吾志。"当时有子6人，孙27人，曾孙85人，取得监生以上者36人，占子孙总人数人的30％。总共家财5万两，在石板滩一带颇有名望。当地称：石板滩有两个子，廖家的银子(钱多)，张家的顶子(读书人多)。
这段出自张恭人后裔之手的调查回忆文章，翔实生动地追述了先祖创业的艰苦过程，总结了其中的成功之道，是对当时取得成功的移民人士创业历程的最好概括，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湖广填四川
《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刀光剑影的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与此同时，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具体历史片段：“湖广填四川”是指在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四川由于战乱、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本文对麻城移民在“湖广填四川”中的地位和作用谈点看法。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的背景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戮。据官方统计，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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