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现代咨询
作者：彭军铖
无论大家如何说我、骂我、褒我、贬我，我就在这。依然默默无闻地做着我应该做的一切，无论份内份外，这就是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
——题记
光阴荏苒，新年已来。一切过往，皆为序章。过去纵然有再多的艰难和遗憾也要翻篇，从此我们还是要背负责任踏上新的前进道路。
过去的日子，有人喻我为救火队长，也有人称我为经济逆周期的调节器，还有人说我是造成沉重地方债务的推手，更有甚者咒骂我将活不过年......无论大家如何说我、骂我、褒我、贬我，我就在这，我依然默默无闻地做着我应该做的一切，无论份内份外，这就是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
过去常常翻看现代咨询金先森的系列杂文，该系列杂文说透了我的心酸、我的困惑、我的无奈、我的担当和梦想......在此，我也不想重复赘述。毕竟过去的，还是让它过去......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的另外一些还鲜为人知的事。
我是如何出世的？我为什么会借那么多钱？我借的钱去了哪，有没有发挥作用？
有人说是因为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所谓事权财权不匹配导致我的横空出世。我想多个角度来说，你才会发现我的诞生还真是偶然中的必然。
在过去四十年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是依靠自我积累、资本驱动，而最近二十年，则主要是依靠政府举借债务、加快发展。年除了分税制改革之外，还出台了《中央银行法》，核心就是财政不能向央行透支；这一年还出台了《商业银行法》，商业银行开始自负盈亏；同年我国还进行了汇率改革。同一时期，WTO，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都相继成立的。
当时，根据我国旧的预算法地方政府是不能发行债券融资，因此，90年代后期，在国家开发性金融的推动下，各大商业银行陆续跟进，鼓励地方政府成立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融资平台公司，名称和业务也可谓百花齐放、各具千秋。由这些平台公司负责承接来自国家开发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贷款，我就这样诞生了。时至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国家出台了4万亿的经济拉动计划。人民银行联合银监会的92号文鼓励地方政府通过增加地方财政贴息、完善信贷奖补机制、设立合规的政府融资平台等多种方式，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融资平台，运用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同年10月财政部号文指出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可利用政府融资平台通过市场机制筹措。这些举措致使我在全国各地高速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我的兄弟姐妹就超过了一万个。
以上就是我诞生的背景。
由此也看出我诞生的初始目的就是为地方政府筹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你看，我生来就是为借钱而来，那么地方政府越是可支配财力不足，他们对我的要求就越高，我的作用也就愈发明显，就需要去借更多的钱。
那么，我借的钱都去了哪呢？我借的钱大部分转化成了城乡道路、桥梁、市政管网、隧道、公园、广场、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产品。这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产品大都没有收益，这样导致了我的债务高企也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借钱的逻辑，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认为借钱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是为了扩大再生产。而我借钱所做的一切从根本上讲就不是为了赚钱，我代政府去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大多是公益性资产，没有可以计算经济效益这本账的，难道我的资产没有任何的价值？又是谁拿走了我的投资收益？是社会、城市或者是大家，也许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看看吧，所有的城市都变了。
那么，负债在我，而对应资产的收益又不在我身上，这不符合经济学原理啊。
经济学的外部性是体现我经济价值的最好解释，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只有负债而没有收益。
经济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外部性”，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生产者或者消费者）在自己活动中对旁观者的福利产生了一种有利影响或者不利影响，随之带来的利益或者损失，都不是生产者或者消费者本人所获得或承担的，是一种经济力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大概理解为对没有参与到此事以外的人产生了影响。正外部性是经济体的生产或消费使另其他经济体受益，而又无法向后者收费。反过来，负外部性，就是经济体创造的成本使他人承担损失，但是不需要支付成本。
原来，我投资的资产收益通过“税收、土地”两种方式将我的外部性收益转化为内部性收益了。
税收将外部性收益转化为内部性收益怎么做到的呢？
招商是转化外部性收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
当一个地方招商来的企业和资本除了考虑地方劳动力、土地这些市场要素外，自然还要考虑交易成本、物流这些因素，而建设这些基础设施正是我的强项，外资成本的降低实际就是占用了我的外部性收益。
具体到这个问题，我的老大哥重庆八大投融资平台在幕后默默服务政府是最好的案例。
黄奇帆讲过一个例子：重庆如何实现对电子企业的招商引资。
年，内陆地区几乎没有机电行业，国内机电产品的格局就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产能集中于沿海地区，且又以加工贸易为主。西部地区对此类加工贸易毫无优势。
如果把零部件、原材料从沿海运到内陆至少三四天时间、两千多公里路程，物流和时间成本很高。
那么，如果重庆要发展电子产品，要有优势，就必须实现零部件、原材料全部本地化，实现企业上中下游产业链集群一体化。
这个思路下，一定是要先去搞定产业类最核心的部分企业。所以，黄市长一开始就承诺惠普董事长，如果你把万台电脑的生产订单转移到重庆，就保证在你厂的1小时路程之内配套家零部件厂。
而这“一小时路程周边家”厂商，他们的入驻背后依靠的不就是大量的基础设施吗？
和惠普谈好之后，他又去台湾省与富士康郭台铭谈，承诺千万台电脑零部件的生产订单，前提是富士康将对应数量的零部件厂商引进重庆。
其实你想，如果家零部件企业都到重庆，当然可以服务的产能远远不止万台了。过了一个月，郭台铭到重庆签约，除了富士康，还带来了台湾的一批零部件企业。两年内，重庆达成了当时承诺的目标，拥有了多家电脑零部件厂商，并相继吸引了除惠普外其他六七家世界知名品牌的电脑厂商，每年生产万台电脑，多年保持产量稳定，占全球电脑生产总量的1/3。重庆成功打造了一整条齐全的产业链，相应的物流成本大幅降低，品牌商和产业链相互配合，中心零部件企业和供应链纽带无缝对接，成为一大核心竞争力。
取得这些成就的背后是以重庆八大投融资平台融资来搞基建，有了先进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社会环境为基础的。重庆八大融资平台创造的外部性收益，实际上是被这些电子厂商给拿走了，但是又被政府以税收的形式给拿回来了。
最近马老师又“火”了。我认为马老师可能太骄傲而忽视了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外部性对“阿里商业帝国”的促进作用。没有国家基础设施的铺垫，哪有阿里崛起？
过去几年不少中国互联网企业崛起，除了中国庞大的人口优势外，也跟前期的基建投资有关，这些企业搭上了便车，享受到了基建带来的外部性收益。
比如短视频APP，显然离不开中国4G和5G通讯网络的普及。而诸多电商平台，除了网络基础设施普及外，还跟发达的物流体系，以及纵伸到基层的交通网络有关。如果物流很慢，买个东西都得等很久，网购和去实体店买相比，优势就不明显了。
淘宝的崛起是年之后开始的，特别是年之后，早期的客户都是年轻人以及城市的大学生，淘宝大发展的那段时间正是国家以城市化为基础的基建鼎盛期。
拼多多崛起在年左右，而这段时间伴随的正是县城、乡村大规模以城投为载体的基础设施推进期，拼多多早期客户都是四线城市及以下的客户。
如果没有大量的平台公司债务承担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一类商业模式，他们对于运输、仓储物流等等需求，是不是只能靠企业自建的方式去实现？那成本会有多高，拓展速度会多慢？
将来，以5G、城际高速铁路、特高压等为代表的新基建设施，还会为一些新技术、新行业的出现提供科技创新环境。
所以很大程度上啊，这些所谓的互联网经济实际上是大量占用了基础设施的正外部性收益，都是各级城投公司债务的受益主体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但是呢，阿里把平台公司的正外部性收益给占用了，能让阿里去还平台公司借的债吗？显然是不可能。
如何实现土地外部性收益转化为内部性收益呢？
平台公司通过建设“交通、环境、医疗、教育、体育”等基础设施，所形成的外部性收益逐步转化成政府或者其它经济体内部性收益。这就是“XOD模式”，该模式包括“TOD、EOD、COD、HOD、SOD、POD”等在内的、满足现代城镇发展多种需求的开发模式的统称。
比如某城市有一个街道路口，一直以来该地区的房价远低于市内商圈周边的房子，商业也是不瘟不火。后来城市修建地铁了，而且地铁站就设在该路口，通了地铁的该路口周边小区，房价立马蹭蹭往上走，商业顿时繁荣并形成商圈。地铁本身运营可能是需要国家补贴的，但是通了地铁的该地区土地价格确实大幅度上涨了。那相对应的外部性收益就被之前在这里买房的百姓、拿地的开发商给拿走了。这是典型的TOD模式实现将土地外部性收益转化为其它经济体内部性收益的一种模式。
我举借的债务最后还是要偿还的，以往“XOD”模式运作后产生的外部性收益基本都被平台公司之外的其他经济体拿走了。如何通过“XOD”模式实现将其他经济体获取的正外部性收益转化成我自身的收益，用来化解我的存量债务是我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必须研究的课题，其中要重点研究如何通过“XOD模式”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土地进行一体化开发和利用，还要重点研究土地融资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之间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关系，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土地的增值，进而以土地的增值反哺城市的发展，从而确保城市土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最大化。当前单纯的土地融资不可为继，以单位土地的最终产出来筹措资金是未来市场化融资的一种趋势。
以江苏省徐州市的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为例，这是一个典型的EOD项目。年起当地通过“挖深填浅、分层玻璃、交错回填”等技术改造塌陷区，恢复土地生态调节功能，同时建起了湿地公园景观，接着又规划了污水厂、交通路线、幼儿园、医院等配套设施，打造集康养、休闲旅游、电子商务、高端住宅于一体的现代生态新城，整个项目基本实现了投融资产出的平衡，并最终实现了从一城煤灰半城土到一城青山半城湖的转变。
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和大家说明，由于我的努力和坚持，也由于我的举债驱动，才让今天我的亲爹亲妈开始逐渐尝到基础设施外部性收益转化为内部性收益的甜头（当然过程中可能也给他们带来了些许苦涩和痛苦）。但是看到我举借的债务对应的是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熟化的土地资产、宜居的城乡环境、便利的交通设施、美丽的城市天际线时，当他们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我们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不断完善使得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再是梦想时，哪怕是后爹后妈，也应该是笑得合不拢嘴吧？
这些年、这些事，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过程我历历在目。我为啥一直砥砺前行，不记个人得失，充当着幕后英雄？我承受着不能承受之重，遭受着误解，为什么我还这么坚定，依然向未来目标前行？借用金先森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情感，那就是“打不倒我的，终将使我更坚强”。因为我有坚定的“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大局意识，因为我还有“新型城镇化大业”未了的使命，更因为我还有甘愿为我所在的城市、我们的子孙后代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担当。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其实就是我的心声。
备注：文中重庆案例部分来自黄奇帆著作《结构性改革》；其余案例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彭军铖，现代咨询江西办事处总经理、现代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